第二，敢於和善於搬開“深水區的頑石”。

對於潛海者而言，觸及“深水區的頑石”，既是探索深海奧秘的必然選擇，也是考驗潛海技巧的極大挑戰。當民族復興發展到一定階段，不觸及“深水區的頑石”，改革發展就會停滯或徘徊﹔繼續向縱深挺進，則會面臨更大的“觸礁”風險。這是當前推進民族復興不可回避的“兩難”問題。

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首先選擇了風險較小、容易推進的領域率先突破，而留下的則多是難啃、難以消化的“硬骨頭”。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完全准確，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當前改革發展確實已經進入攻堅階段，“深水區的頑石”日益凸顯出來，“觸礁”的風險系數明顯增加。比如，經濟體制改革的持續推進，迫切要求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的協調共進，發展的全局性要求越來越高，增加了戰略統籌的復雜性和難度﹔傳統的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優勢減弱的趨勢，對繼續保持高速發展勢頭帶來劇大沖擊，中國未來發展面臨著更嚴峻的比較優勢遞減的挑戰﹔人們日益增強的公平意識，不僅要求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對解決好“分好蛋糕”的問題提出強烈意願，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已成為不容回避的迫切問題及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調整發展戰略的重要立足點﹔各種腐敗和“潛規則”的難以遏制態勢，對保持執政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及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造成嚴重危害，直接考驗著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根基，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多涉及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利益格局的深層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欲速則不達。

面對這些“深水區的頑石”，一方面，要敢於“碰硬”。誠然，要觸及既有的利益格局，直面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復雜情況，注重協調社會矛盾和解決現實問題，就有可能會引發一些局部的、短期的社會陣痛。但必須認清的是，如果無視矛盾、回避矛盾、遇到矛盾繞著走，非但不能實現科學發展，矛盾最終也將壓倒和諧。另一方面，也要善於“碰硬”。和平穩定的局面，是發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礎。在系統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同時，必須切實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處理好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之間的關系。

要搬開“深水區的頑石”，既需要膽量，也需要智慧。不怕艱險、迎難而上，是改革開放精神的核心體現和必然要求。當前，面對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風險挑戰，正確的態度不是瞻前顧后、畏首畏尾，而是慎重抉擇、積極應對，勇於和善於將民族復興引向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

第三，勇於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

人在順境中最易產生惰性。無論是對於一個人，還是對於一個政黨、一個民族，在順境狀態中尤需警醒的，往往不是應對外在的挑戰，而是克服自身的惰性。在黨領導人民推進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存在著一個辯証的現象，就是形勢發展不利的時候，總能極大地激發全黨的憂患意識和進取精神，推動事業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形勢發展較好的時候，卻容易使人頭腦發熱、盲目樂觀、精神懈怠，使事業遭受挫折。

近些年來，是復興大業發展較好、也較快的一個歷史時期。越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越需要居安思危、高度自醒，勇於直面我國改革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復雜矛盾和問題，時刻警惕各種自覺或不自覺的驕傲自滿、精神懈怠等不良情緒的滋生和干擾。更何況，民族復興是由若干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不同階段所構成。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要求，能否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適時調整發展戰略、發展模式和實踐路徑，直接關系著民族復興進程的持續推進。所以，如果不能及時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就易於陷入發展困境、墜入發展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年均增速10%的長時間經濟高度增長。在這一過程中，我國主要採取了出口、投資拉動型發展戰略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應該說，這些做法符合當時社會生產力落后的基本國情。然而，隨著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固有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日益顯現，“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的問題已不容忽視，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受思維慣性影響，難以轉變。長期以來，在一些地方和領導干部中已經形成了“求快、求量”的既有思路和工作方式，進而形成了“靠投資、鋪攤子”的發展經濟的思維慣性，短期內難以完成思想觀念轉變。這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直接原因。二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願轉變。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些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出於政績和既得利益的考慮，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和建設規模，甚至為維護自身私利而抵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是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原因。

突破“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關鍵在於各級領導干部。目前，尤為重要的是，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改革干部政績考核機制，進一步強化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情況在干部考核中的分量﹔要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有效消除各種腐敗現象產生的溫床，堅決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