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十八大報告包括黨章修改中對改革開放的強調讓人印象深刻，新一屆中央領導人也在不同場合對改革開放作了明確宣示，這都讓人充滿期待。您的第五個體會是什麼？

李景田：第五個體會是：“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狀態。

記者：胡錦濤同志對“兩個務必”的強調讓人記憶猶新。

李景田：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結尾處，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面對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和考驗，全黨同志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真的很有針對性。

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國家安定、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條重要經驗。古人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於一個人來講是這樣，對於一朝一國來說，也莫不如此。

這裡我再舉幾個我國歷史上由於沒有憂患意識，由於驕傲而迅速亡國的例子。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了全國的封建帝王，滅六國、平天下、設州縣，政績顯赫。他所建立的封建統治方法延續了許多年，他之所以給自己起名叫“始皇帝”，是想把他的帝業傳萬代的。但他后來好大喜功，橫征暴斂，弄得民怨沸騰，傳到他兒子胡亥那輩，秦朝就二世而亡了。隋朝的隋文帝楊堅也是一個很有作為的封建皇帝，他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行政管理框架，一直到現在還用著。隋煬帝從他父親隋文帝手中接掌皇位時，全國的經濟實力是比較強的。他開始也想有所作為，重建西域交通，修馳道，筑長城，開通大運河，對維護國家安全和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是有積極作用的。他創建的科舉制度也延續了近1300年，直到封建社會后期才把它廢除了。但是，他役使民力過度，苛政猛於虎，加之他窮奢極欲，縱情聲色，造成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最后被迫自縊於江都，隋朝也是二世而亡。清朝之前是明朝，在明清之間還有一個短命的王朝——大順朝，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建立了大順政權。李自成1644年打進北京，但他驕傲自滿，特別是身邊的將領牛金星、劉宗敏等追求享受，燒殺搶掠，忘記了吳三桂這股勢力，特別是忽視了屯兵在山海關外的清兵。當時比較清醒的是李岩，但這時李自成不信任他了。結果李自成在北京待了40多天就被趕了出去。不長時間，大順朝也就滅亡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對此有深刻的描述和評價，發人深思。毛澤東曾指示把這篇文章印成延安整風文件進行學習。有趣的是，在這三個短命的王朝之后，出現了三個盛世：漢朝統治者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出現了文景之治﹔唐朝統治者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出現了貞觀之治﹔清初的統治者吸取了明朝失敗特別是大順朝在北京的教訓，出現了康乾盛世。三個短命王朝之后相繼出現三個盛世。一個東西反復出現，那它后面一定有規律在起作用。這個規律就是謙虛就興旺發達，驕傲就招致失敗。

記者：歷史的規律如此昭然，真是教訓深刻、發人深省啊。

李景田：所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才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防止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的滋長。誰驕傲誰失敗，這就是規律。誰違背規律，就要受到懲罰。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雖然時代不同了，社會體制也不一樣，但不管什麼樣的時代和體制環境，都要戒驕戒躁。

李景田：是這樣，而且我們現在更要戒驕戒躁。雖然我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我們面前的任務更為艱巨。世界的事情是復雜的、多變的。在前進的道路上，可以預見的和不可能預見的困難、矛盾、危機隨時都可能發生。因而，領導偉大事業的領導者們的憂患意識，至關重要。黨的十六大以后，在“風景這邊獨好”的廣泛贊譽下，胡錦濤總書記帶領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上西柏坡、重溫“兩個務必”，提醒全黨戒驕戒躁、保持清醒頭腦。在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說：“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在新的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充分顯示出黨中央十分理智，十分清醒，實在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