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馬克思主義哲學

　　1942年，黃枬森已經對學習哲學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不搞中國傳統哲學，而是走一條從物理學到哲學之路，即走一條哲學的科學之路，隻有這樣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轉到哲學系后，他對西方哲學很感興趣。因此，他在外文上下了不少功夫：英語，不用字典就可以閱讀專業類書籍﹔德語，借助字典可以看書﹔法語，已經入門。解放后，他還學了俄語。

　　黃枬森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則相對曲折。在西南聯大哲學課程中沒有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沒有一個老師講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當然更沒有老師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抗戰勝利后，他選擇了北大。北大的情況有些不同，如果有老師在課堂上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就去聽課，比如許德珩的《社會學概論》。課下，他就通過參加讀書會和自學來學習馬克思主義。

　　那段時期，黃枬森的思想完成了一次質變。“盡管我在進入聯大之前，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已略有所知，對國民黨的腐敗反動也有所認識，但基本上還是一個中間群眾。聯大民主精神的熏陶使我慢慢地睜開了眼睛。”

　　抗戰勝利之后發生的“一二一事件”，李公朴、聞一多在昆明遭暗殺事件，美軍強奸北大女生暴行等更是讓他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動面目，大大影響了他的政治傾向。他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一文中寫到：“我雖然沒親歷過抗日戰爭前北大民主運動的洗禮，就是解放前這短短的六七年，北大的民主思潮也猶如一股熾熱的鐵流烘烤著我，最后使我熔化進去。”

　　1946年的整個暑假裡，黃枬森在家鄉和一批熱血青年合辦了一張犀利的石印小報，抨擊當地弊政，一個多月后，因受到各方壓力停刊。他作為主筆加主編，遭到當局驅逐。當他來到北京大學時，學校的民主運動已經紅紅火火開展起來了。黃枬森立即投入這全新的生活。他參加了多次學生反內戰要民主的活動，還參加了北大地下黨外圍組織“臘月讀書會”，在暗地裡相互傳閱進步書籍。在讀書會裡，他再度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

　　1948年，黃枬森加入地下黨，本來打算去解放區，但組織認為，解放在即，他更應該在北平准備迎接勝利。為了獲得合法身份，黃枬森考上北大哲學系的研究生。解放后，他的專業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

　　從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時間裡，黃枬森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和初步成果。

　　解放初期，我國急需人才開展馬克思主義系統教育，就從蘇聯聘請了幾百位專家，進入一些高校，開展對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和研究。黃枬森於1951年秋由學校保送到人大馬克思主義研究生班學習，學習持續了一年半，這讓他收獲很大。

　　1953年春，他中斷了在人大的進修，被召回北大為正在北大講學的蘇聯哲學專家當助手，協助他們培養研究生。當時，北大還請了一些北京的哲學家來北大辦講座，如艾思奇、胡繩等，他也當過他們的臨時助手。正是從那時起，黃枬森逐漸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視為終身事業。

　　那幾年裡，黃枬森還參加了大量的社會活動，參加過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會議，並開始發表文章。從1954年到1958年，他曾在《光明日報〈哲學副刊〉》當編輯，先后協助金岳霖和鄭昕兩位主編抓全面工作。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哲學刊物，對於哲學思想的傳播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苦難顯才華

　　1958年至1978年，是黃枬森人生中最曲折的20年。他先是在反右斗爭中受到錯誤打擊，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

　　因為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黃枬森於1958年8月被定性為“犯了嚴重右傾錯誤”，給予“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1959年春，他又被加重處分、開除黨籍。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1966年，“文革”開始。北大哲學系被卷入政治動蕩的漩渦中。黃枬森被定為“漏網右派”。1968年，他被恢復了普通革命群眾的身份，但直到1978年才恢復黨籍。

　　在這動蕩的20年裡，黃枬森帶著心痛在反思，反思北大、反思中國、反思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但是，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從未動搖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性格中的樂觀精神使他盡管在如此逆境之中，仍然能夠笑對人生、勤奮治學。

　　1959年，一批被視為“不宜授課”的教師被安排到哲學系資料編譯室工作，黃枬森被“清除”出黨后擔任該室負責人。其間，他開始了對列寧《哲學筆記》的系統梳理和研究。

　　《哲學筆記》不是一本普通著作，是由列寧的許多筆記編纂而成的。其大部分內容是摘錄過去哲學家的言論，列寧在這些摘錄的旁邊作了批注，多數是三言兩語，但包含很多重要且精彩的思想，可這些思想都沒有展開，更沒有加以系統化。因此，要讀懂列寧的《哲學筆記》是比較困難的。上世紀50年代，這本書就已經翻譯出全譯本，但是沒有能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輔助讀物。

　　中國人有“注釋”的傳統。那時大家都有這樣一個想法：如果想把《哲學筆記》讀懂，就得先把列寧的摘錄讀懂，但是前人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1960年左右，這項注釋工作被黃枬森組織並開展起來。有幾個搞西方哲學的老師也在編譯室，外語能力較強，於是他們利用圖書館的豐富資源，把相關的書一本本找出來。這樣，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到上世紀60年代初，這項工作完成了，共50多萬字，分為2冊，上冊曾在內部鉛印交流。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才公開出版。

　　注釋工作進行得相當扎實，對於哲學專業的學生和哲學工作者讀懂並進一步研究列寧的《哲學筆記》，起了很好的作用。黃枬森也成為了研究《哲學筆記》的專家。

　　1962年，哲學系要開《哲學筆記》課程，教師們都不願意接受這項任務。有人提議由黃枬森來講，哲學系竟破例同意了。這門課程是給北大哲學系五年級學生講的，可見其難度。黃枬森連教了３年。《哲學筆記注釋》的編寫和后來的3年教書經歷，對他日后的發展很有作用。列寧的哲學思想研究，也成為北大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的重要特色。

　　1972年，鄧小平復出后，政治氛圍發生了變化。周恩來總理認為，學校是對學生進行基本訓練的場所，不能把應用與系統學習對立起來，不能需要什麼學什麼，主張恢復系統學習。趁此良機，黃枬森向哲學系的軍工宣隊建議集體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材，准備在哲學系開設這門課程。該提議得到了批准。黃枬森和幾位教師集中到一起開始編寫，一年多便寫成了初稿（隻寫到斯大林）。由於有這些准備，北大在改革開放后不久就開出了馬哲史課程，成為我國最早開設馬哲史課程的高校之一。

　　1978年，北大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黃枬森的處分被取消了，黨籍得以恢復，黨齡也恢復了，並擔任了馬哲史教研室的主任。正是他在這曲折20年中的勤奮與堅持，為他日后事業的騰飛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