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所講的政治與我們理解的政治存在差異。

　　●西方政黨與中國共產黨發揮的作用差異很大。

　　●西方也在借鑒社會主義的優秀成果，如出台反壟斷法，想去遏制資本的逐利。

　　●中國發展成就是怎麼獲得的？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選擇中國道路取得的。

　　●選擇中國道路，民眾的參與度支持度越高，成效越大，每個人的獲益也越大。

　　習近平近日強調指出: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這樣的思想在十八大召開期間已經作出清晰表達：十八大主要解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精神狀態和走向哪裡的問題。實際上，“不走僵化守舊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政治宣言，已經高度聚焦了社會關注，甚至是世界關注。既然道路問題如此重要，那麼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科學回答涉及的容易給民眾帶來疑惑的相關問題。

　　一、為什麼說道路關系黨的生命

　　要回答好這個問題，必須弄清道路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問題。實際上，道路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並且具有鮮明的中國色彩。

　　講道路是個政治問題，在於道路奠基於政治制度，反映著政治制度，是國家政治生活中最基礎也是最根本的問題。

　　講道路是中國特色的問題，主要不是因為西方乃至世界的話語系統中多談制度，少言道路，而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已經成熟穩定，屬於沒有爭議的不言而喻的問題。換句話說，二戰結束后，蘇聯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一度給人以社會主義改變世界之感，這個階段西方也進行過制度與道路的熱烈討論，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西方不再為制度所慮，又因為“意識形態終結”與“文明沖突”的理論產生出來，核心價值觀成為大國博弈的支點，這種情況下誰佔領人類文明與價值觀的制高點，誰就取得道義優勢，凡此種種都決定了政治制度下的道路選擇淡出其主流話語系統。

　　中國則不同，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雖然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但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變，領導體制沒有變，社會運行方式沒有變，話語系統也沒有變，過去強調道路問題，今天依然繼續強調。可以說，強調“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是，西方世界所講的政治與我們理解的政治存在差異。西方認為，政治是上層建筑領域中各利益主體因維護自身利益所進行的特定行為及其由此結成的特定關系。既然是維護各自的利益，那麼也就沒有誰高尚誰低俗的問題。事實上，西方人對政治的認識是偏負面的，為什麼他們把政治人物稱作政客？道理就在這裡。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奠基於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既然是階級斗爭，那麼就存在高下之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革命和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是偉大的事業，走的必然是科學道路。由於政治觀的差異，才有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演講時所說的一句話：“美國沒有問題，是美國的政治出了問題。”顯然，這是無法移植到中國來的，在中國，政治、黨、國家三者密不可分。

　　二是，西方政黨與中國共產黨在作用發揮上差異很大。美國總統華盛頓說過，美國不需要政黨，其在很長時間裡確實沒有政黨，只是后來大陸會議上因分權與集權之爭而形成兩派，后逐漸演化為今天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即使今天，你也很難看到西方的政黨承擔多大的社會責任。在中國，沒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為什麼西方政黨輪替和總統競選，其候選人在競選辯論之時都不談政治制度，甚至不講政治，隻談民生問題，必要時講一些國際關系，甚至我們也不太在意其總統從屬於哪個政黨，更關注其執政理念和價值觀，關注對中國親疏，原因就在於此。為什麼中國社會所有民眾，不管你是否關心政治，都不會忽略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原因也在於此。簡單地說，西方可以關注政黨和競選，但不會與制度和道路相聯系，在中國關心共產黨就必然關注制度基礎上的道路。

　　三是，由改革開放與多元價值觀並存的社會特征決定的。在紀念鄧小平誕辰百年之時，有香港媒體評價：鄧公最大的貢獻是教會了國人如何思考。未必不是因為這一點，今天的人們較前更願意思考一些過去視作自然而然的事，或思考一些過去認為與自己無關的事、屬於領導人、政治家、理論家思考的事，包括政治制度與發展道路諸如此類的政治命題。學會思考是社會的進步，但怎樣才能保証不因思考偏頗而步入誤區，便成為大問題。為什麼存在這樣的顧慮？從文化傳統、人文素養上講，社會大眾距離獨立思考還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說，封建統治者從來都不讓人民獨立思考，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主，但由於歷史局限，沒有很好地培養人民群眾獨立思考能力，這種情況下我們除了順應開放社會與多元存在的社會特點、時代特點，努力培養民眾的獨立思考能力，同時也要作好必要的引導和灌注，直到整個社會步入更加成熟理性的階段。這就是目前輿論上大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原因。

　　四是，由當前中國面對的復雜國際環境決定的。世界政治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資本主義演變社會主義的斗爭實質沒有變，不久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連任就職演說中，就再次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列，這充分說明問題。當然，冷戰結束的確導致世界政治生態巨大變化，過去由政治制度差異形成的對抗弱化，所以西方社會打出了核心價值觀外交，同時宣揚文明沖突理論，這種將意識形態隱藏於文化和價值觀，給我們的挑戰和壓力甚至大於冷戰時期，因為西方擁有絕對的文化霸權，比如美國就生產了全世界廣播節目總量的65%，電視節目總量的70%，電影總量的80%。這就決定了話語權、解釋權在西方，決定了觀念、意識很難跳出美國等西方國家制定的框架與價值坐標，假如說制度基礎上的道路不同，我們尚有自己的話語系統與解釋權，當意識形態斗爭轉移到文化領域后，情況大為不同，因為以另一條道路基礎上的文化和價值觀系統詮釋世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為什麼當年美國在與中國進行入世談判時，更強調的是文化產品向中國輸出，甚至焦點之一是好萊塢電影大片，原因就在於他們試圖以文化和價值觀改變中國。簡單地說，制度與道路對抗時，陣營清晰，力量易凝聚，也就是擁有張揚制度與道路的土壤和環境氛圍，而今已經沒有這樣的環境條件，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強化道路自信，用不了太長的時間，就會為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所改變，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復存在。

　　五是，西方的權力運行模式與我們的權力運行模式存在差異。這一點對現實的關照度最強最深刻。西方國家通過憲法規定了國家政體，其政黨之間存在執政理念的差異，而非政治制度區別，也就是說西方的兩黨或多黨都忠於憲法，因此忠於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此基礎上，其精神調節力還借助宗教信仰和職業精神，比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不久前的就職宣誓時，就是手按在聖經上，強調努力履行總統職守。在中國雖然不存在政黨輪替，更不存在制度更易，仍然在每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甚至重大政治活動時強調“從政治的高度”看問題，都要談旗幟、道路、理論和制度，除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到目前為止還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更因為有走偏甚至更易的可能。與此同時，我們社會精神力量之源仍在政治領域，沒有了道路上的自信，中國共產黨就會失去傳統優勢，我們的社會也就缺少了主流和主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