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賢與能

　　“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第二要義是選賢與能。這是一種看似平常卻高超的領導藝術。具體來說，就是要將合適的人安置在合適的位置，充分發揮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對具體的事務進行干預。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響下，就曾提出過“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觀點。在他看來，君主作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親為，而是要學會將主動權交給手下的大臣，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主席深諳此道，他曾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鄧小平也聯系自己的經驗說：“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干部，就是抓頭頭。抓住了這兩條，也就抓住了做領導的根本。

　　據載，春秋時期，魏文侯曾與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賞樂飲酒。魏文侯對田子方說：“我感覺編鐘的樂聲不是很協調，左邊有些高。”田子方聽完后笑了。魏文侯問：“你笑什麼？”田子方說：“臣下我聽說，國君懂得任用樂官，不必懂得樂音。現在國君您精通音樂，我擔心您會疏忽了任用官員的職責。”魏文侯有所開悟。

　　魏文侯作為一國之君，要把國家治理好，隻需要把好的樂官選拔出來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時刻關心“鐘聲不比”這樣的瑣事。對瑣事關心得太多，對大事勢必糊涂。難怪田子方批評他“審於音而盲於官”。

　　歷史總是無情地嘲弄那些“忙碌”的管理者。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因戰起家，雖然驍勇，卻不善戰。劉邦上馬不能征戰，下馬不能撫民，卻最終取得天下，皆因其有獨門法寶。個中原因，劉邦最為清楚：“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裡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的確，項羽本事很大，大到不需要別人幫忙。所以，他手下的謀臣都跑到劉邦那裡去了，因為在項羽那裡沒有用武之地，無法實現自己的價值。諸葛亮本事也很大，大到幾乎可以一個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擺平。但是，這種表面風光的另一面卻是：手下的人沒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和平台，永遠也走不出諸葛亮的鋒芒和陰影。三國角逐，蜀國在諸葛亮死后旋即衰弱直至滅亡，原因固然很多，但諸葛亮的光芒太盛，以至於群臣無用武之地，恐怕是一個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