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精神制約

中國要實現強國夢，抑或實現大國崛起的制約因素或瓶頸到底有哪些?

第一，缺少對人生意義的更為深刻理解，難以產生大國必備的贏得他人尊重的擔當意識和行為。

由於文化品質和文化傳統的原因，中國人對幸福的理解很受局限，大多情況下限於物質和感官享受層面，對尊嚴和優雅等現代文明素質幾近盲點。我們的很多官員與民眾隻知道權力貴族、財富貴族，不理解也不追求精神貴族。我們經常批判西方社會金錢至上，但沒有思考金錢背后還有什麼，沒有注意到每張美元上都印有“我們信仰上帝”!

每一個民族秉承的價值觀念，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一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經歷了長期的文化塑造的過程。西方人所講的，“千年的歷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紳士”，都說明著同一個道理。其實，這其中又不能不讓我們悟出一個規律，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精神品質，必造就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是從追求平等起家的，正是因此而獲得擁戴，然而走到今天，卻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以官位為核心的等級觀念，這嚴重地背離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如果到美國的國家公墓，我們就會發現上至總統、五星上將，下至列兵，每個死者都佔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而在國內，你仰視官員的同時又會俯視勞動者。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稱為先生和女士。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從體制機制上切斷了權力、職位和利益的關聯，總統、首相離職后也得自謀出路，其他所有政務官員退職后的第一要務是找飯碗。

為什麼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幸福指數不升反降?為此，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追問人為什麼活著和該怎樣活著的問題。或許有人認為，這種問題屬於價值觀的范疇，甚至為私德所關照，不關他人。問題是私德必然外化，成為處事原則與行為方式，特別是普遍性的個體行為必會化作群體行為，本國家本民族的行為必波及外部國家和民族。以備受詬病的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為例，關起門來做事的時候，特別是這些行為成為國民普遍無意識的情況下，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問題是中國已經走向世界，我們的經濟發展已經高度影響世界，這時的不良效應就開始發酵。

第二，缺少對大國崛起本質和世界精神脈動的准確把握，難以產生佔領人類文明制高點的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成中國之夢。以此號召全民激發出積極力量，有其必要性，但是更需強調的是，在凝聚民眾力量的同時，還要幫助國民認清大國崛起的本質，尤其現代文明下的大國崛起的意義。比如，在我們的話語系統中經常出現，清代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30%，唐代佔40%，如此便有了“夢回大唐”、“萬國來拜”、“納貢稱臣”，而這樣的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評價上。比如評價西方國家的行為基本上是功利評價，但如此一來，難免別人反過來會認為，中國一旦強大，必定以自身利益為核心，並不會承擔起大國應有的責任。

有一個思想理論我們未必已真正理解且把握。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善於把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這原本是一個影響黨的執政方式，同時引領大眾思維方式和價值判斷的思想理論。由於政治觀方面的制約，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以新中國成立為價值起點，同時以此標定歷史。這在階級對抗時期是正確的，但在階級斗爭熄滅、階級對抗不再、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進入執政階段，我們就必須考慮這種劃線會不會切斷中華民族精神血脈的問題，至少會形成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接受，進而導致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久而久之還會造就出缺少辯証思維的不理性的國民。舉例來看，不承認以國家意志條約的方式割讓的領土，那麼以國家意志開拓來的領域是否承認?我們經常講不承認腐朽沒落的晚清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那麼是否承認滿清早期開拓的疆土?不承認國民黨政府的腐朽，是否承認外蒙古的獨立?是否承認新中國成立后出讓給越南、朝鮮乃至俄國、印度等國家的土地?如果承認后者不承認前者，並且追溯百年前的割讓國土，是否有說服力?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意味著顛覆歷史，而是我們需要更理性和更辯証地思考問題。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長期的階級教育、仇恨教育，民眾形成了特有的價值系統與價值取向，雖然隨著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中國社會和民眾已經不再凡事以階級斗爭的馬首是瞻，但冷戰思維還是嚴重地存在於一些人的思想深處，再加上弱國心態與民族主義，難免會與西方世界發生沖撞。我們習慣講誰在百年前傷害過我們，總有一天要報這個仇。這種觀念和思維不僅僅是政治斗爭決定的，也有文化傳統的影響。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之時，仍然要求主赦免施暴者的罪惡。西方人很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總是盯著百年前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半個世紀前日本侵略中國，那些人都已經作古了，怎麼能把仇恨轉嫁到毫不相干的這一代人身上?這其中的道理引人思考。

第三，受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文化心理的羈絆，難以形成世界眼光和胸懷，無法產生支撐國家崛起的文化創造力。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用世界的眼光看問題，強調要有更加寬闊的胸懷，這是很有針對性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高度依賴土地、高度親近土地的民族。當年英國人到中國，看到富可敵國的買辦的社會地位竟然比不上一個擁有幾百畝地的土財主，大為驚詫，這其實是拜歷代封建王朝所賜。北魏的保甲制強迫人們與土地結緣，明代的特務統治進一步把人民束縛在土地上，其間秉承的價值觀一直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直至西方工業革命如火如荼，我們仍然在土地上沉睡，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在中原的土地情結和農業文明，把每一個進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掉;敗則敗在文明雖早，但終於無緣受到崛起的海洋文明的浸潤，把自己封閉於一個大的圈子內，很難超越。

親近土地的結果之一是熟人道德與面子意識，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創造力。盡管歐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神學的千年統治，但由於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等一批思想和藝術巨人，將人文主義旗幟高高舉起，個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橫掃，人成了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因而價值和尊嚴得到張揚，再加上長期的多元價值觀並存，誰都不能以權力壓人，隻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便奠定了批評的傳統和習慣。哲學家笛卡爾把《哲學沉思錄》手稿寄給一些學者征求意見，霍布斯看后寫文章批評，笛卡爾在該書出版時將霍布斯的詰難連同自己的回復一起作為附錄付印。不僅如此，霍布斯的《論公民》出版后，笛卡爾還大加贊揚。

中國有兩千年的封建統治，一直沒有實現人性的徹底解放，盡管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無形的思想和精神領域的三座大山一直沒有清除，而沒有人格尊嚴的民族，智慧和創造力是不可能真正激發出來。

塑造中國精神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中國實現崛起離不開精神的力量，問題在於精神力量從哪裡來，其間要做的工作有很多，這裡特別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動更多思想家的產生，以獲得強有力的思想引領，進而激發精神。

思想家如何才能產生出來?自身的努力是前提，隻有不斷修養才能夠產生為國家、為民族擔當的情懷，才會有高遠的境界，進而產生超前超遠的思想。同時執政者的包容與社會的寬容是關鍵，因為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沒有環境條件同樣無法保証其作用的發揮。這些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相通的，只是在中國表現得更突出。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言，“中國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統治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馴化知識分子，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大的焚書事件就有十數次之多，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焚書的目的就是想控制思想，到了現代，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本來擁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種原因導致外部挑戰和壓力從未間斷，於是為了保証主導思想的絕對優勢，始終限制與之相左的思想，有時甚至出現錯殺。西方則不同，諸多原因決定著西方一直佔據著思想的高地，擁有著思想理論的主導力。

既然寬容和包容思想家及其思想十分重要，那麼我們就需要做兩項工作。一是更新觀念，做到“把黨的思想化為國家意志”，真正適應多元的時代與開放的社會，適應網絡等新媒體的到來，學會思考和求異。二是讓最有思想的人從事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同時不斷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質，因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別人有思想，就會支持別人產生思想。如果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進取，且把弄權作為樂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於中國出現思想的輝煌。

第二，解構神性、人性、獸性，弄清生命的意義，確立民族性與普世性相結合的核心價值觀，為人性覺醒和神性張揚奠定堅實的基礎。

我們特別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長點，這個生長點的入手在於利益。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奮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關，離開利益就要出丑。這就意味著我們建設黨員干部的精神大廈，必須著眼於利益關系，物質和精神原本就是一個平衡與互換，物質利益區分好了，精神追求就會得到加強。具體地說，如果官員失去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必然追求社會價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況不理想，就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負面誘導。所以，重構利益價值坐標對於緩解社會的緊張十分重要，在中國，隻有形成文化創造的自然科學家、社會學家，財富創造的企業家，社會管理的政府官員“三駕馬車”並行，才會實現有效分流，才會讓人們各得其所。當各個職業領域都可以獲得社會價值和精神享受后，才不會扭曲自己，精神空間才會豐富而充實。

另一個是要為社會大眾找到精神力的增長點。由於文化傳統的原因，中國與西方社會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的文明有兩個源頭，基督教的博愛教育下的精神力量多不從仇恨的角度激發，而是從道義和責任上激發，這就形成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異。他們的軍人有時並不因為是敵人而忽略英雄，他們會敬仰勇敢的敵人，日本軍人就向抗日英雄楊靖宇和狼牙山五壯士鞠躬，這不是鼓勵對手消滅自己，而是讓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並不因為失敗而輕看打了敗仗的人，他們甚至會獎賞被俘者。我們的力量來自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在世界發生重要變化，我們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戰思維時，自己也不應停留於冷戰思維，我們必須以博愛之精神、責任之擔當提升自己的大國情懷。

第三，以新政治觀突破思想和觀念制約，強化自身優勢，建立起富於時代特征、滿足現實需要的精神體系。

所謂新政治觀強調的是世情、國情、黨情發生重大變化后，我們原有的政治觀已經無法有效解讀變化了的世界。原有的支撐我們精神大廈的核心是共產主義信仰，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以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隨著時代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理論的突破，我們已經不再追求消滅資本主義，十二大黨章就刪除了國際共運的內容，中央領導人出訪也明確強調，“我們不輸出革命”，再加上“命運共同體”的最新表述，自然給人們以共產主義無法實現的感覺。當一種精神目標永遠無法實現后，也便失去了魅力。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又不可能放棄共產主義，因為放棄的結果就是唯功利目標，隻有眼前目標而沒有遠大目標。既然共產黨的優勢在遠大目標，而過去的實現途徑已經切斷，那麼我們就需要開拓新路，讓追隨者感知認知，進而追隨。這個工程是宏大而艱難的，其過程與結果都涉及新政治觀的確立，別無他途。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