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上述問題，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主要對延安干部學校教育中出現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傾向作了嚴肅批評，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學校的基本缺點，在於理論與實際、所學與所用的脫節，存在著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的嚴重毛病。這種毛病，主要表現在使學生學習了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領會其實質及如何應用於具體的中國環境。為了糾正這種毛病，必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是為了使學生能夠正確地應用這種理論去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與背誦。”《決定》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學校教育的具體措施：在學校的目標定位上，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中央黨校為培養地委以上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黨的實際工作干部及軍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軍事學院為培養團級以上具有相當獨立工作能力的軍事工作干部的高級與中級學校，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為培養黨與非黨的各種高級與中級的專門的政治、文化、科學及技術人才的學校。在領導和管理上，決定中央研究院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直屬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軍事學院直屬軍委參謀部，延大、魯藝、自然科學院直屬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機關，應把自己直屬學校的工作，當作該機關業務的重要部分。中央宣傳部對各校課程、教員、教材及經費，應協同各主管機關進行統一的計劃、檢查與督促。在教學內容上，強調除了教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外，還要教授中國歷史與中國情況、黨的歷史與黨的政策，使學生既學得理論，又學得實際，把二者聯系起來。在學風方面，強調用黨中央所提倡的調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萬變的情況，研究周圍環境中的各種問題，要造成一種新的風氣，即鄙視那些縱論古今中外，而對周圍環境卻一無所知的“夸夸其談”。在教學方法上，強調必須廢止注入的獨斷的填鴨式，側重啟發和研討，特別是實習。課堂上不僅應有教師的講授，而且要有質疑、辯論和解答。應舉行定期的實地考察，以補充與印証講課內容，使學生在處理事物的過程中學會分析、比較、綜合的方法，加強對所學知識的信心和致用能力，等等。除此以外，對教員質量的提高、教材的供應辦法、教學設備的改善、學校組織機構的改革等問題，都作了相應的規定。總之，《決定》的基本精神強調，延安干部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改造現實的革命干部，因此理論與實踐、所學與所用一致，就是當時教育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1942年2月1日，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從此，全黨范圍內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開展起來了。延安干部學校的師生積極投身於整風運動中，他們聯系本校、本班、本人的實際，學習文件，領會精神，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進行檢查、反省，整頓學風，從而使廣大師生真正認識到了什麼是學風中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哪些才是與實踐不可分離的理論，哪些才是空而無用的條文。魯藝在整頓學風的學習階段，為了加深對《關於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精神的進一步理解，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就學校的教育方針、教學和創作是否有錯誤，所學與所用是否脫節，展開了一場大辯論。其他學校在整頓學風中，也都根據文件精神來審查實際問題，從而進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實質，加深了對《決定》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了本校改革措施，並立即付諸實施。與此同時，黨中央對邊區直屬的干部學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頓和調整，從實際出發合並了一些學校。如1943年4月和1944年5月，兩次對延安大學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組織進行調整與整頓，將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民族學院、行政學院等先后並入延安大學，使延安干部學校的教育機構、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更加符合抗戰需要與邊區實際。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開展干部學校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培養了約百萬干部，順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石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轉折，使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偉大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執行。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也積累了干部教育的許多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