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等一等”農民
農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態與市民有著天壤之別。國家統計局調查，2012年農民工月收入僅2290元，在住房方面，受雇農民工在單位宿舍居住的佔32.3%，在工棚居住的佔10.4%，在生產經營場所居住的佔6.1%，與他人合租住房的佔19.7%，獨立租住的佔13.5%，有13.8%的農民工在鄉鎮以外從業而每天回家居住，僅0.6%的農民工在務工地有自購房。在勞動保障方面，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隻佔43.9%，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工傷、醫療、失業和計生保險的比例隻有14.3%、24%、16.9%、8.4%和6.1%。在今天的城市裡，幾乎所有的臟、累、差的工作都成為農民工的“專利”。即便農民工與市民同在一個單位工作，也不能和市民正式工一樣累計工齡，不能評定技術職稱，不能得到進修與培訓的機會，沒有升職晉級的希望，分不到住房，享受不到公費醫療、退休待遇，沒有失業救濟，一遇經濟不景氣或政府治理整頓，可能就會成為無條件清退的對象。在大城市裡，農民工迫於生活壓力無奈選擇住在城鄉結合部或者城裡的群租房中，買房對於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據媒體報道，在北京東三環附近一套80平方米的兩居室裡，竟然居住了25個人。2012年北京“7.21”大水，有200多萬住在地下室的農民工被沖出來沒有得到應有的救助。為了解決群租帶來的治安、消防、安全隱患等問題，北京市還出台政策治理群租，而這種隻從表面問題著手的政策無疑會推高租房成本，增加農民工在城市裡的生存壓力。
《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城鎮化率已達52.57%，但戶籍非農人口佔戶籍總人口比重不足35%。這意味著有2.6億農民工雖然實現了鄉村到城鎮的空間平面轉移，完成了農民到工人的職業轉換，但由於沒解決城市戶口，無法做到身份的根本轉變，不能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階層垂直流動。現行戶籍制度所確立的二元社會結構造就了我國公民人格權利不平等的現實。曾有研究表明，計劃經濟時代，附著在市民戶口本上共有67種特權。今天這些福利已經逐步剝離，比如糧票、油票等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現在購房、購車、教育、社保等仍然與城市戶籍密切相關。農民工在養老、醫療保障方面尚有諸多阻礙，子女上學存在一定困難，在城市社會中被排斥或被邊緣化。有專家表示，戶籍改革之所以難以推行，就是因為城裡人享有太多的福利政策。
據調查，農民工中隻有7%的人有回鄉意願。八零后、九零后的“農二代”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和技能，和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他們要成為真正的市民首先必須消除體制性障礙，最重要的是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現整個國家公民福利的均等化。群體差異是個體差異的放大，城鄉差異是市民農民差異的放大。城市無論大小，對於已經具備條件的公共服務項目，應率先實現同等對待。對於那些與城市戶籍緊密挂鉤的低保、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城市政府也要創造條件逐步覆蓋農民工。應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體制和制度，消除各種不公平現象，逐步實現農村戶籍居民與城市戶籍居民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總之，要使農民工真正實現市民化，必須做到三個融入，一是農民工融入企業﹔二是子女融入學校﹔三是家庭融入社區。全國各地大中城市都提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精神，廣西南寧“能幫就幫”的城市精神，最能體現“城市化就是把農民化入城市的過程”這一本質。隻有中國的每一個城裡人都把“能幫就幫”作為座右銘，中國的城市化才是真實的城市化、真正的城市化。
農民工希望進城，但不希望成為假市民、半市民，更不希望“市民權免談，干完活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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