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書林
二、以科學的歷史胸懷對待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能夠更加堅定地看清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大趨勢,超越社會主義發展的低潮和曲折,把握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流和主線
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它的發展歷程不可能是筆直、平坦的大道,在披荊斬棘的探索中,出現曲折和錯誤,甚至出現低潮,是絲毫不奇怪的。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必然運用科學的歷史胸懷,牢牢把握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透過曲折、失誤和低潮,堅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証的“兩個必然”的結論,把握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主流和主線,拒斥一切否定和拋棄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和一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以科學的歷史胸懷對待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體現,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早在1956年,西方各國借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而出現反共風潮之機,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認真討論,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重要文章,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首先以科學的歷史胸懷,深刻分析了為什麼社會主義國家會出現曲折和錯誤。文章首先從人類社會幾個不同的階級專政發展的縱向歷史脈絡,分析了作為新生事物的無產階級專政出現曲折的原因。文章寫道:“自從人類社會分裂為幾個利害不同的階級以來,經歷過奴隸主的專政,封建主的專政,資產階級的專政,這些專政繼續了幾千年﹔而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人類才開始經歷無產階級的專政。前三個專政都是剝削階級的專政,但是封建主的專政比奴隸主的專政要進步些,資產階級的專政又比封建主的專政要進步些。這些在社會發展史上曾經起過一定進步作用的剝削階級,總是在很長的時期中犯過無數歷史性的錯誤,而且是反復地一犯再犯,才能積累他們的統治經驗。但是隨著他們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他們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的更多錯誤,激起被壓迫階級的大規模反抗和他們內部的分崩離析,以至促進了自己的滅亡。無產階級的專政和以前任何剝削階級的專政,在性質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剝削階級的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為了創造沒有剝削、沒有貧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專政。這樣的專政,擔負著歷史上最偉大、最困難的任務,面對著歷史上情況最復雜和道路最曲折的斗爭,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寧所說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錯誤。”“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隻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隻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錯誤。……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這種科學歷史的分析,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提高了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和群眾的政治覺悟。
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又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角度論述了社會主義事業在曲折中不斷發展壯大的趨勢,凸顯社會發展的規律,指出應該歷史地、科學地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現實。文章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如果從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的時候算起,到現在還隻有92年。在這92年中,雖然有許多迂回曲折,但是整個運動的進展是十分迅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佔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蘇聯﹔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又出現了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犯了一些這樣那樣的錯誤,敵人就高興起來了。有些同志和朋友就難過起來了,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前途發生了動搖。但是無論敵人的高興、同志和朋友的難過或者動搖,都是沒有充足理由的。無產階級初次擔負國家的管理,遲的隻有幾年,早的也隻有幾十年,要求他們不遭到任何失敗是不可能的。短時間的、局部范圍的失敗,不但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但是任何有遠見的人決不會為此而感覺失望和悲觀。”接著,文章又將社會主義的初期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初期的歷史進程進行了對等地、歷史的比較,從而無可辯駁地說明:一切新生事物雖然經過曲折發展,但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是不可阻擋的規律,人們不能用一時的曲折和失敗,否定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今天之所以引用黨中央1956年的這一段論述,是因為它的預見性竟然是如此強烈,針對性竟然是如此准確,簡直就像針對今天人們的思想實際而言。隻有以科學歷史的胸懷觀察世界歷史,社會主義制度初期發生的這些失敗或者曲折,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這些所謂曲折和失敗與當年的資本主義制度初期相比,確實算不了什麼。照一下歷史的鏡子,資產階級統治者今天根本沒有任何資格和理由指責和否定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狀況。歷史規律就是這樣:“哪有一種新生的事物沒有困難和弱點呢?問題在於未來。我們前面的道路無論還有多少曲折,人類最后總是要走到光明的目的地——共產主義,這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運用科學的歷史方法觀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會超越低潮和曲折的迷霧,看清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每一次高潮與低潮都是交替出現的。低潮反映了敵對勢力的鎮壓和破壞,同時也反映了進步力量的弱小和缺乏經驗。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沖破了一次次的低潮,在低潮中總結經驗,積累力量,最終還是形成一次次新的高潮。歷史地看到低潮與高潮交替的規律,就能夠不為浮雲遮望眼,把握事物的本質,建立對科學社會主義事業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蘇聯東歐發生劇變的原因的20多年中,一些研究者竟然基本上或者完全拋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有的甚至陷入歷史發展的“不可知論”,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再次泛起。西方也極力煽風點火,妄圖借助於其某些“基金會”的力量左右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極少數人甚至宣傳蘇聯垮台是沒有按照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進行改革,等等。也有少數人很別致地提出“從檔案裡發現歷史真相”,似乎借助於某些檔案材料的挖掘就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幾十年的研究成果推翻。固然,歷史學家重視歷史檔案的作用,但是,僅僅靠檔案研究歷史是靠不住的。第一,你選擇的是什麼樣的檔案?選擇哪些檔案?你選擇的檔案全面嗎?第二,你選擇的檔案真實程度如何?第三,對於同一個檔案描述的事實看法大相徑庭怎麼辦?第四,靠某些新發現的檔案能夠看到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嗎?對那些新式的迷信考據材料的人,對那些看到一星半點的所謂新材料就大叫發現歷史“新大陸”的人,有必要提出以上這樣的質疑。
近來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侯惠勤同志的自選集,其中一段論述令人很受啟發。他說:“考據學不能代替歷史學,考據方法不是歷史研究的根本方法、當然更不是唯一的方法……因為考據最多可以鑒別史料的真偽,而難以真正確立史料的歷史價值,即在多大程度上再現了歷史。……歷史的復雜性就在於它存在著無數相互沖突的事實,從微觀角度看,它們同為真,都是‘事實’,而從歷史趨勢看,存在的並非都是真實的,相當一部分現存的事物已經失去了客觀必然性,成為偶然的、純表象的實例。”“要區分最能表現特點的材料,需要正確的歷史觀,需要認識和敘述歷史的科學方法論。”(《侯惠勤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206頁)這番議論真是一針見血,揭示了那些常常以宣布發現歷史“真相”來制造轟動效應的人們的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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