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鳳旋：1949∼1979年中國城鎮化的經驗與特色

具體發展情況

這一時期的發展規律是：在工業分布上改變過去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狀況，將新工業投資重點放在內陸新建及擴建城鎮上，使城鎮及工業區域均衡分布，鄰近主要原料和能源產地。其后，出於國防考慮，採取“山、散、洞”式在中、西部分散布點。由於不少技術、設備和人員都來自沿海大城巿，導致沿海地區人口內遷，因此沿海地區出現“逆城鎮化”。筆者曾在《中國的大都市》一書中以回歸法分析1958∼1981年中國城鎮化與工業化有密切聯系。﹝2﹞這一時期的城鎮化空間過程有合理性，雖然全國的城鎮變動不大，但內陸城鎮數量有顯著提升，而沿海地區卻停滯，體現了國家由沿海向內陸分散政策的成功。此外，在原有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100萬人口以上）和大城市（50萬∼100萬人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削減了城市的第三產業（消費功能），加速其向工業城市轉變，將“消費城市”改造為“生產性城市”。在城市生活設施（包括住房、交通、娛樂、康體服務等）方面，在“先生產，后生活”的大前提下強調低標准的平均主義。在城鄉關系及政治改造上，通過干部下放、青年學生上山下鄉，以穩定農村的發展以及達到在物質與精神上向共產主義發展的目的。

上述這些加上國家指令在1958年前奉行蘇聯式工業化及城鎮化而遷入城鎮的大約2000萬人遷回農村，使這一時期多次出現中國特色的“逆城鎮化”現象，同時，總體城鎮化率停滯不前，1949∼1979年，中國的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一直很低，都在20%以下。

為了配合這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在經濟投資及城鎮規劃上提高城鎮的“基本人口”（即所謂骨肉關系中的骨，或生產性就業）比率，在城鎮建設和發展上實行“先生產、后生活”，致使住房短缺，公共交通和日用品不足。在城鎮結構及功能的分布上，社會主義的平均分配及對生產企業和行政部門的偏重，使員工居住地點與工作地點按單位安排，形成片狀的“獨立王國”或自給自足的單位大院。資本主義的商務中心和傳統的行政中心逐漸消失，代之以蘇聯式的中央廣場，成為新城鎮文化的代表及社會主義的象征。

出於地區經濟自給自足的要求及方便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主要城市的行政管理區域被擴大至周邊的鎮及農村腹地，成為新的“城市區域”，使城市和農村結合為一個經濟和生態體系，成為這一時期城鎮化的又一特色。

對這一時期城鎮化的分析與評價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採取了“非城市化”政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利用城鎮化來促進工業化，但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利用農工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把農業剩余價值撥作工業投資，嚴格控制戶口和必需品的配給，促使城鄉隔離。這些觀點和分析是較為片面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雖然城市居民在“后生活”的政策下衣食住行有所欠缺，相對於他們在經濟上的貢獻有很大落差，但全國各地不分城鄉都在為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而努力。

近年亦有一些國內學者對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的關系作出研究。他們著重對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關彈性進行量化分析，認為由於國家干預和市場發育不足，導致中國工業化帶動的城市化彈性遠小於合理比例。他們建基於一個似是而非的假設：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之間的合理比率是14∼25，而中國的比率一直在04∼062，遠低於這個“普世標准”。其實，這不只是對世界上不同國家城鎮化的本土性的嚴重忽視，也是對城鎮化概念的不理解。

從全球范圍看，1950∼1980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平均人口年增長率約為2%，城鎮人口年增長率為4%，其首都或最大城市年均增長率在7%以上，而這些國家的GDP年均增長率在3%以下，沒有經濟及工業化帶動的高速城鎮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城鎮普遍出現大量的寮屋區及嚴重的失業，教育、醫療、衛生、飲水和交通不足。因此，一些學者稱之為“假城鎮化”或“糊口城鎮化”，而這些城鎮又被歸納為“寄生型城市”，以別於可促使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的“促進型城市”。在同一時期，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出現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城鎮化。它比西方傳統城鎮化理論更偏向城鎮化，並且是由工業化帶動的案例。不過，這類城鎮化是由政府而不是市場主導，而且市民生活供給水平較西方低，但卻較為平等。因此，雖然東歐和蘇聯的城鎮化率很高，與工業化相關明顯，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其性質和社會效果迥異。

1952∼1978年，中國年均GDP人均增長率（233%）接近全球平均值（262%），高於人口和經濟水平與中國接近的印度（166%）。除了經濟長期增長明顯外，中國亦避免了第三世界的“假城市化”及其帶來的問題。1949∼1981年，中國城鎮化年均增長率為278%，城鎮人口增長的82%來自自然增長。

總而言之，中國在這一時期沒有出現第三世界的“城鎮暴潮”，避免了過度或過快的城鎮化對經濟和管理的負累，但它也不是真正的“非城鎮化”，因為在中西部地區新建和擴建了上百個城鎮，使工業化和城鎮化空間分布較為合理，並且建立了門類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同時，由於三年經濟困難后對農業的重視及兩次上千萬人的城市知識青年和干部遷入農村，將知識、技術和管理向農村大量輸送，促使農業穩產和農村穩定發展。因此，1949∼1979年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是相關的。它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下經歷了多次調整，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為1979年以后第二階段的經濟發展和進一步城鎮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礎。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