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憲制結構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不僅擁有立法權，還對政府和法院、檢察院擁有監督權，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審判機關和國家檢察機關由它選舉產生、對它負責、向它報告工作。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黨和執政黨，一方面如中共十八大報告所言，通過“在人大設立代表聯絡機構，完善代表聯系群眾制度”、“優化常委會、專委會組成人員知識和年齡結構”，以“支持和保証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另一方面通過在人大、政府、法院和檢察院等國家機關設立受各級黨委領導的黨組、機關黨委、選派黨員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等多種方式，從政權組織內外實現對國家政權機關的有效領導和順利執政。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法院、檢察院之間並非一種相互獨立、彼此制約的關系，而是一種權力機關和執行機關的關系。而且，中國文化崇尚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老百姓希望好的政策馬上能實行，而不是在那裡吵來吵去，議而不決。顯然，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形式符合中國人民議而決、決而行、行必果的要求。
第三，中國雖然不搞“三權分立”，但也高度重視權力制約問題。中國君主專制主義統治時期，儒家曾設想並嘗試過由官僚士大夫階層通過規勸、諫諍等方式來柔性約束君權，並為此設立了諫官制度。君主為了約束官僚系統的行政權，也曾設立直屬於皇帝的監察系統，通過監察權和行政權分設達到監督官僚系統的行政權的目的。唐朝時曾一度將制誥權（政令制定權）、封駁權（政令審查駁回權）和執行權分配給三個不同的機構而形成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但從中國兩千多年專制主義政治的發展歷史來看，總的趨勢是權力日益集中於君主個人及其辦事機構手中。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孫中山先生接受了分權制衡的理念，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思想，倡導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等五種治權分別由五院去實施，實行五權分離和相互制約，但沒有真正付諸實踐。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原則的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方面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黨和國家生活的民主氛圍比較濃厚，但1957年后毛澤東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將黨內外不同意見的爭論作為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來對待，破壞了黨和國家生活中的民主氛圍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形成了權力向各級黨的領導人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集中而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由於毛澤東的權力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最終導致他發動“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入“十年動亂”的悲劇。
1978年后，中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權力高度集中而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容易導致權力濫用和一把手腐敗，逐漸認識到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實現分權制衡的重要性，並在權力的分離、分解和制約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這種探索包括實行黨政分開，也包括實行人事權、財權、物權的分屬配置，更包括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約。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這就為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強化分權制衡的努力提供了政策依據，開辟了廣闊的制度創新空間。今后在保証黨委的決策權和政府的執行權的同時，進一步加強人大和政協對黨委與政府的監督權，將成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的一種可行的選擇。也就是說，中國分權制衡不是走西方三權分立的老路，而是走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分離和相互制約的新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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