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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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例外論是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產物

中國崛起例外論是基於中國文化歷史和現實經驗的思想產物。中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尊重和包容，可以追溯到中國經典文化思想中的“禮不往教”。

中國曾經積聚了非常了不起的文明成就，仍在不斷借鑒、吸納、尊重和包容他種文明基因。這正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建構的基石。如何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緊密地結合起來，以此構造中國崛起文化戰略的“現實的理想主義”思想基礎，可以說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理論建構的又一重大課題。

現實的理想主義戰略文化塑造，要求我們基於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作出綜合判斷。作為國家戰略能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文化強國戰略的理論構建，需要承擔起兩個層次的戰略文化建設：一是在國內層次上，在人類文明的普遍意義上，從文化權利的角度，創造性地融匯中國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和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文化傳統，重鑄中華文明的最高理想﹔二是在國際層次上，需要整合中國傳統以及世界大國的戰略文化資源，通過文化主權的鍛造和張揚，拓展國家利益，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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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立國強國的深圳表達和深圳實踐

為什麼我們能夠立足深圳文化實踐來談國家文化戰略？這主要源於深圳的歷史方位感和使命感。深圳毗鄰港澳，在經濟發展、社區建構、移民文化等方面勇於探索實踐，是工商發達之地，也是文化昌盛之地。深圳在成立時就自覺肩負著獨特的文化使命，有自覺的文化理論擔當。

理論高度決定了行動質量和水平。看深圳十大觀念，就知道深圳如何實現從文化沙漠到文化綠洲的蝶變。深圳始終在思考文化未來和文化走向。這種使命感不是源自市民或管理者個人，而是自發的集體意識。

筆者認為，深圳的文化擔當意識與文化創新實踐，不僅是一城一地的文化探索和文化實踐，更是文化立國強國的深圳表達和深圳實踐。“文化深圳”的戰略定位，應該是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中，與文化立國強國的偉大創造和宏偉目標密切關聯，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強烈的時代精神、鮮明的國家立場的“深圳表達”。深圳能夠緊跟世界文化的潮流和趨勢，密切關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沖突和文化融合的基本態勢，正確理解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區域文化建設的發展要求，催生新的文化自覺，進行理性的自我定位。

深圳文化創新實踐立足國內現實，指向世界，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破題，率先提出並點破國家文化主權和公民文化權利正是構成當世一切文化現象、文化活動、文化理論的基點與根源。文化主權和文化權利理論的提出，是深圳在新的歷史關鍵節點上，為推動中國文化現代化、中華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一次文化自覺和文化維新的嘗試。

如果說“經濟特區”是物質文明的“中國樣板”，那麼“文化深圳”無疑就是精神文明的“中國樣板”。深圳肩負著民族的希冀，承載著歷史的重托，有著崇高而神聖的使命。深圳不辱使命，率先提出的文化主權和文化權利理論，前者照應國際體系層次，后者照應國內制度層面，應該且可以成為中國和平崛起文化戰略理論的基本分析架構。

立足深圳，我們有這種文化認知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