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之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近年來，習近平同志兩次對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這些重要論述既表明智庫建設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又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總體要求。

智庫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智庫又稱“思想庫”，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專業機構，主要職能是提供高質量的思想產品，為公共決策者解決經濟、政治、社會、外交等方面的問題出謀劃策。現代意義上的智庫產生於19世紀的西方國家，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結果。上世紀中葉以來，隨著科技進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經濟秩序持續發生重大變化，各國面臨形勢和環境的復雜性不斷增強，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以個體形式為主的謀士、幕僚的能力已遠遠不能適應決策者應對挑戰的需要，迫切需要團隊形式的智庫為決策者提供更高質量的專業咨詢和政策方案。各類智庫由此得到快速發展，決策咨詢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政策影響力日益擴大，決策層與智庫的關系愈加緊密。智庫逐漸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有關機構統計，到2013年全球各類比較活躍的智庫已達6826家。美國在二戰前隻有布魯金斯學會、胡佛研究所等20多家智庫，到2013年智庫的數量已增至1828家，形成了與其社會治理體制相適應、較為完善的決策咨詢體系。

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主要以專業、客觀、獨立的方式提出公共政策主張，幫助決策者制定和推行政策，並就有關政策進行論証、評估。由於社會治理體制、文化傳統、發展階段等原因，西方發達國家的智庫多以政府體制外的社會性智庫為主﹔而在東亞地區，一些主要經濟體的政府在上世紀后期主動建立大量智庫，形成了以“官辦”智庫為主的東亞特色。無論智庫的屬性如何，它們都在當代國家的發展和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西方國家政府或政黨提出政綱和各類法案、議案，通常會與智庫進行深入討論和反復論証，有時直接採用智庫的建議方案。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在裡根執政期間完成了《今后十年的對華政策》，報告中的主要觀點成為當時美國政府處理中美關系的重要依據。美國蘭德公司對蘇聯第一顆衛星發射時間、越戰撤軍、中美建交、古巴導彈危機、德國統一等國際重大事件的成功預測和戰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國政府決策中的地位，為其贏得了世界著名智庫的聲譽。可以說，二戰后美國政府推出的每一項重大戰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庫的影子。另外，西方國家的議員們在立法機構就各類公共政策發言或辯論，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庫主張之間的交鋒。日本綜合研究所提出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指導日本順利度過了第二次石油危機。以韓國開發研究院（KDI）為代表的數十家官辦智庫，為韓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出謀劃策，作出了社會公認的貢獻。不難看出，智庫的質量與水平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綜合來講，現代智庫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資政輔政。以思想庫和參謀助手的角色，為決策者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議方案以影響決策，並對有關行動方案和實施效果作出論証、評估，為政策實施向社會作出必要的說明和引導。二是啟迪民智。通過深入廣泛的調研和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以專家學者的角色撰寫文章、出版論著、發表評論、開展研討，對社會公眾進行政策傳播和普及。三是平衡分歧。在利益群體和訴求多元化的環境下，智庫借助其客觀、公正的立場提出政策觀點，為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提供交流平台。四是聚賢薦才。西方國家的智庫充分發揮人才“旋轉門”作用。政府經常在智庫的研究人員中選拔高級官員，而離任的政府高級官員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入智庫開展政策研究工作，繼續發揮專長和影響力。官員在政府和智庫之間的角色轉換，進一步密切了政府與智庫的聯系，強化了智庫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