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當前新歷史時期社會轉型的特點

三、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轉變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交叉重疊的時代。中國雖然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但還遠非經濟強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不利地位使我國經濟的脆弱性依然顯著。這一方面表現為以知識創新為代表的新經濟帶來的高附加值增長偏弱，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浪費和環境成本巨大﹔另一方面，從風險社會的理論視角看，由於中國實際在國際經濟分工中的地位還不高，承擔了發達國家的系統風險轉嫁，我們背負沉重成本而向世界輸出廉價商品，利潤微薄，產業工人工資增長速度緩慢。全球經濟領域的弱勢競爭地位反過來使得我們的工業發展面臨困境，大量外貿企業在成本線邊緣掙扎，加劇了勞資矛盾和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的難度。尤其當發達國家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更易於受到負面影響。

中國政府近年始終強調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強調中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中國政府力求選擇科學的發展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使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在其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時是不能重復使用的。從歷史上看，雖然許多經濟體都可以達到中等收入狀況，而且往往速度相當快﹔但要通過這一階段並非輕而易舉，幾乎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順利駕馭伴隨“中等收入陷阱”出現的復雜技術、社會和政治挑戰。。中國目前人均GDP已經超過6 000美元，注：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年2月22日公布《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中國人均GDP為38 354元。按2012年年末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計算，中國人均GDP達到了約6 100美元。但中國並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即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求得更好平衡，經濟創新活力得以激發。

中國政府特別強調，要全面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在醫藥衛生、教育體制、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改革將進入加快推進階段。在住房、就業、社保、收入等諸多領域的改革，均須邁出實質性步伐，經濟發展的成果要惠及民生。此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必然伴隨著政府對於發展理念的深刻變革，伴隨著政府職能的深刻變革，社會治理模式將不斷創新。

四、在更復雜局面下的轉型

中國當前的社會轉型也面臨一些不利因素。社會轉型期間容易出現的多種問題在中國都有一定體現。具體來說，中國面臨的這些問題有：貧富差距引致的社會結構失衡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社會心態失衡問題、腐敗問題等。這些問題無疑增加了中國社會成功轉型的難度，使改革所需克服的阻礙有所增加，並使各項社會建設事業的成本有所上升。

首先是社會結構失衡的不利變化。很多學者的研究都得到一個相似結論，即過去30多年的發展過程，在社會結構的變化方面，呈現出一種從優化到停滯再到逐漸失衡的狀態。一方面，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開始構筑一個鞏固的“聯盟”﹔另一方面，則是“碎片化”的弱勢群體。其結果是兩者利益的相對失衡。3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收入分配嚴重不均衡的國家，基尼系數超過0.4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常用的一種收入差距的測量指標。按照國際通常標准，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險狀態。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研究，從2000年開始，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這種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對於改革設計者來說是始料未及的，與一開始設想的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均富的想法有一定差距。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也許正是因為在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沒有得到保障，再分配對於不平等起的遏制作用並不顯著，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和彌補市場失靈方面的能力沒有相應匹配。社會群體結構的失衡是中國社會體制改革面臨的一大不利局面。相當數量的相對剝奪甚至絕對剝奪群體中，正在積累的不滿情緒正在或將會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

其次，當前中國社會主流文化影響力下降。文化對於一個社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文化建設無疑是改革與社會轉型的重要基礎之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始於一百多年前。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從百年前開始，傳統文化就不斷受到人們的質疑。歷經百年的歷史風雨，傳統文化剩下了多少為現在的國人繼承，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傳統文化式微，勢必需要新文化血液加以補充，這種新文化既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印記，也有改革開放以來新興文化的印記。當今中國社會主流文化仍然缺乏鮮明特點與道德號召力，信仰危機與文化危機並非危言聳聽。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文化普遍浮躁，機會主義、拜金主義與消費主義乘虛而入，成為一些人信奉的准則。加之各種社會思潮交織，共同增加了社會主流文化與改革共識形成的難度。

可以說，社會體制改革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復雜過程。比如，雖然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系，但並不完善，經濟體制改革還需要繼續推進。再如，中國需要建立廣泛公平的養老保險制度，這是“建”的方面﹔還需要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這是“破”的方面﹔同時中國社會卻面臨快速老齡化的挑戰，這是困難的方面。

在此背景下，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更顯示了中國政府的魄力與勇氣。當然，社會體制改革的順利展開，不僅需要政府，也需要每個公民共同履行社會義務，積極參與社會共建，為社會和諧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