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慶
城市與鄉村：從差別和對立到高度一體化
近現代法國城市與鄉村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和嚴重的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生產方式上的差別和對立。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法國城市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其生產方式日新月異，經歷了手工作坊—機械化—電氣化的過程，極大地改變了近現代法國城市的面貌。而法國鄉村和農業基本上保持著古老的和落后的歐洲中世紀生產方式，“多少個世紀中，農業從習慣來看幾乎一成不變，因為實際上它變化極小，而且當它進化時，一般都平平穩穩，沒有斷續現象”。例如，早已過時的羅馬擺杆步犁仍在南方農村使用。第二，生活方式上的差別和對立。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法國城市居民緊跟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的步伐不斷轉變生活方式，盡情地享受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鄉村仍然十分簡陋，農民自給自足和自我封閉，尚未擺脫貧困狀態，社交活動大體上保持著傳統的淳厚古朴的民風。第三，政治思想上的差別和對立。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法國鄉村和農民趨向保守，在法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往往與市民特別是與城市無產階級相抗衡，起著阻礙社會進步的作用。例如，1852年正當城市無產階級反對路易·波拿巴陰謀政變時，法國農民支持路易·波拿巴建立起法蘭西第二帝國，從而扼殺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著作中對這次事件中農民的反動作用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和批判。
近現代法國城鄉的差別和對立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的反映。“從19世紀后半葉起，工業法國與農業法國的差別逐步地與空間上分隔開來，工業在城市，農業在農村﹔工人在城市，農民在農村。……工農之間的政治和社會對立被這種空間分離進一步加強，各自的勞動、生活方式、生活范圍、領土等均不同。”“在50年代，城市居民與農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鴻溝，農民覺得自己是‘國家的賤民’。他們當時的主要願望之一是要求與法國其他社會階層‘相同’，這種自卑感是戰后農民的集體特征之一。”二戰后，法國當權者意識到，城鄉的差別和對立嚴重地影響法國現代化的進程，甚至危及國家的利益和安全，20世紀50∼60年代頻繁爆發的農運、工運和社會運動就是很好的証明。
為了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從而消滅城鄉的差別和對立，近現代法國已經開始了農業、鄉村、農民現代化以及城鎮化的過程。首先，大力修建道路和改善交通，到20世紀30、40年代已經大體上建成了城市通向鄉村的陸路和水路網，打開了農村閉塞的大門，使城市工業品深入到鄉村，也使農民便捷地流向市鎮，加速了農村自然經濟的瓦解，也開闊了農民的眼界。第二，鼓勵農民購買農業機械，掌握農業新技術和新知識，大力提倡使用化肥和農藥，努力推廣新作物和新品種，進一步提高了農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第三，在工業區和農民工居住點建設市鎮，實現城鎮化，促進農民向市民的生活方式轉變。正是上述政策和措施，使二戰前的法國鄉村已經初步實現了現代化。
二戰后，法國歷屆政府進一步推進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的現代化進程，進一步加速城鎮化建設。為此，法國政府加強國家對農業的干預，加強惠農政策和措施，實施工農業同步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計劃，普及農業教育和培訓，全面實行農民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在政府財政預算中不斷提高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補貼，同時爭取到歐盟對法國農業、農民、農產品出口的資助和補貼以及對法國邊遠欠發達地區的資助和補貼，鼓勵和引導農民走聯合與合作的道路，發展和完善農業的服務業體系，等等。
通過二戰后的長期努力，20世紀80、90年代法國城鄉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農業已經高度現代化，從而使農業的生產方式向現代化的工業生產方式轉變。它主要表現為農業生產機械化和自動化、農業生產信息化、農業生產專業化、農業生產上下游服務體系化等。
農民工市民化，農民成為農業經營者。在法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和工業區。法國政府對失去土地和離鄉背井的農民工給予獎勵性的賠償和補助，對他們進行職業培訓，規定他們與市民同工同酬，鼓勵他們加入工會和融入市民社會，從而使農民改變身份成為市民。
法國政府對堅守務農的農民普及基礎教育和農業教育，進行職業培訓，提出“有了文憑才能當好農民”的口號，促使農民技術化和意識現代化。此外，法國政府還降低農業稅和提高農產品價格以及對出口農產品實行補貼，從而不斷地提高農民的實際收入，使法國農民於20世紀70年代達到市民生活的水平。亨利·孟德拉斯於1984年為《農民的終結》寫的《跋》中對70年代的法國鄉下人作了這樣的描述：“今天的鄉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適：統計數據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區人、小城市居民和鄉下人之間，已經不像20年前那樣具有系統的差別。所有的家庭都配備有浴室、現代化的廚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和小汽車。在所有這些方面，農業勞動者和鄉村居民從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市人，在其他方面，他們保留著優勢（住宅的面積）或獲得了優勢（冰櫃）。鄉村的孩子去上學都有客車接送，在小學和中學裡，他們和城裡的孩子一起上課。”由於生產方式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的城鎮化和思想意識的現代化，法國農民的身份發生了質的變化，已經不再是以領土和田間勞動為特征的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或稱為小農），而是以職業為特征改稱為農業經營者。
鄉村社會多功能化。法國鄉村不僅經營農業，在法國鄉村人口中，農業經營者隻佔少數。除此之外，法國鄉村還是鄉村工業企業職工的居住地、市民的度假勝地和市民第二住宅所在地（或稱為別墅），到了周末城市居民紛紛趕回鄉村休息。法國鄉村也是城市退休者安度晚年的地方。同時，法國鄉村也是旅游勝地。
城鄉高度一體化。法國鄉村社會的多功能化、農業的現代化以及農民身份的質變，促使法國鄉村發生巨變。現在，法國城市和鄉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相互滲透，可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法國鄉村裡，除了農業經營者外，還有工人、手工業者、商人、雇員、資產者、城市的退休者﹔在法國城市裡，除了原有的社會階層和群體外，還生活著農業經營者和農業工人。
基於上述理由，可以認為當代法國基本上消除了城鄉的差別和對立，打破了相互分割的壁壘，使城鄉經濟和社會生活緊密結合與協調發展，從而消除了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和二元社會結構，城市和鄉村走向融合，走向高度一體化。盡管如此，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的情況下，當代法國還不能全面和徹底地消滅城鄉差別和對立。在法國大城市中，豪華街區、普通街區、簡陋街區依然十分明顯，富人街區、窮人街區、移民街區、種族街區的劃分依然十分突出，城區與城鄉結合部之間對照鮮明，各個階級、階層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以及社會不平等仍然存在。鄉村中也存在著富饒鄉村、貧窮鄉村、邊遠落后鄉村的差別，存在著特大型農場主、大農場主、中等農場主和農業經營者的矛盾和沖突。
社會保障與福利：從無到有到健全和完備
法國社會保障制度發軔於19世紀末葉，1894年法國議會立法建立起歷史上首個行業社會保障制度——《礦工退休制度》。1905年頒布《失業保險法》，在世界上率先實行強制性失業保險制度。20世紀30年代，法國先后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和《家庭法》，初步建成法國社會保障制度。但是，二戰前法國實行的社會保障，僅限於一些行業，覆蓋范圍小、保障標准低，安全系數小，多數社會保險屬於義務性，不具有強制性。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是二戰后初期誕生的。1945年10月4日，法國議會通過的《社會安全保障法》，為法國每個領工資者的社會保障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依據。這一天也被視為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的誕生日。此后的1945∼1947年間，法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有關領工資者的社會保障法律，政府也頒布了實施這些法律的法令和條例。20世紀60年代法國社會保障開始在個體經營者中普及和推廣，70年代把地區、行業和部門的社會保障制度協調起來。1978年1月2日，法律規定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普及社會保障，使每個法國人都能享受醫療和生育保險、退休保險、家庭補助三大項目。自此，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建立，基本上覆蓋了全法國，並已臻於健全和完備。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繼承了法國歷史上的行業和職業互助與共濟的傳統，貫徹二戰中法國抵抗運動的精神和全國抵抗委員會頒布的《抵抗運動憲章》中關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原則。與此同時，它還參考了以行業性互助為基礎的德國社會保障模式以及以普遍性和統一性為特點的英國社會保障模式。所以，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立足本國國情基礎上的，既吸收俾斯麥社會保障模式、也吸收貝弗裡奇社會保障模式某些特點的“中間模式”，亦即當代歐洲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三種模式，故又稱為“混合型社會保障模式”。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的體制十分復雜，按照所保障的人口比例和職業可以劃分為四種：（1）普通體制。這是當代法國社會保障的主要體制，它覆蓋了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中所有的職工。他們佔法國就業人口的49.20%。（2）專門體制。它管理著公務員和國營企業的職工。他們佔法國就業人口的18.17%。（3）農業體制。它管理著農業、農村以及與農業有關的行業（如農產品加工業）的雇主和雇員及其家庭成員。他們佔法國就業人口的11.65%。（4）個體經營者體制。它管理著小商販、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和專業人員等。他們佔法國就業人口的20.98%。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有：（1）醫療保險。自2000年開始，隻要長期在法國居住的人即可享受醫療保險待遇。“人人都有權接受醫療”早已成為社會原則和共識。目前，幾乎所有的法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即無論城市和鄉村，無論在職或失業，人人都有權利享受。同時，每個人得到的醫療保護水平是平等的，與他們的收入高低及健康狀況無關。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以及赤貧者予以免費醫療服務。越是疑難雜症、重病大病，參保人員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之百的醫療報銷。世界衛生組織曾將法國醫療保險制度列入“最佳制度”，這是因為法國醫療保險制度在覆蓋面、醫療設施、醫生素質和醫療服務等方面都堪稱世界一流水平。（2）家庭保險。共有8大類、21種家庭補助金。主要有多子女家庭補助，子女越多補助越高﹔住房補貼，無論租房或買房，根據家庭人口、收入情況以及住房面積和設備條件發放住房補貼﹔家庭補充補助，包括學生入學補助、孤兒補助、特種教育補助、父母分居補助、家庭補助和取暖補助等﹔生育假和生育補助，享受社會保障的產婦在產假期間領取佔工資90%的生育補助。（3）工傷保險。受保障者因工傷事故可以享受醫療費和住院費百分之百報銷的待遇，每天的飯費等也不用自付。工傷事故造成停工，每天可以領取社會保險發放的補助費，直到完全痊愈為止。因工傷事故造成永久性殘疾、喪失工作能力的，社會財富局負責給傷者發放補助金。（4）養老保險。養老保險因管理體制而異。普通體制規定年滿60歲、工齡和交納退休金分攤額達40年的職工退休后可以領取退休金，其金額相當於10年最高工資平均數的50%。專門體制規定，公務員和國營企業職工交納養老分攤額的標准按實際工資收入計算，退休金按中止工作時的工資和交納養老分攤額的年限確定。
1979年3月，法國建立起一個新的、統一的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的對象是全體受雇人員。享受失業保險的條件是，年齡在60歲以下，非因自動離職或犯錯誤而失業。失業者享有如下幾種津貼：第一種是專門發給被解雇而失業者的基本津貼。根據投保人的年齡、繳費時間不同而享受期限有所不同。投保人繳費3個月享受3個月津貼，繳費6個月享受15個月（年滿50歲享受21個月），繳費12個月享受30個月（年滿50歲享受45個月），繳費24個月則享受45個月（年滿55歲享受60個月）。第二種是專門發給因經濟原因被解雇而失業者的特別津貼，期限為一年。一年后，失業者按照基本津貼制度的規定領取失業基本津貼。第三種是失業者在終止領取基本津貼或特別津貼后仍然找不到工作，可以領取權宜終止津貼。50歲以下可以領取6個月，50歲以上可以領取9個月。第四種是專門發給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25歲以下的青年、求職的寡婦、求職的原犯人、求職的回國僑民、求職的避難者的定額津貼。領取期限為一年。
當代法國社會救助的對象為殘疾人、病號、老年人以及遇到社會困難和經濟陷入貧困的群體，如赤貧群體、失業群體和無住房群體等，總稱為“社會排斥”群體或“新貧困”群體。救助對象2010年為338.9萬，2011年為349萬。為了實施社會救助，法國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官方救助體系。在中央，社會行動總局負責制定有關社會救助的法律法令，決定救助的對象和救助的標准。中央社會救助委員會則負責實施融入的社會政策和反社會排斥的計劃。社會救助高級委員會審查所有的社會救助問題。在大區，大區社會和衛生事務局主管大區的社會救助。在省級，省社會和衛生事務局負責貫徹融入和社會團結的政策，監管省的社會救助工作。在市鎮，市鎮社會救助中心則主管市鎮范圍內的社會救助。民間方面，在巴黎和大中城市都設置救助體系，建立臨時安置點。它們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提供臨時救助，緊急救助車隨時為流浪者送去食品和御寒衣物，並在本人願意的情況下將其帶到收容所。一大批志願者組成“緊急社會救助隊”，在平時特別是節假日和聖誕節期間，活躍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搜索和發現流浪街頭的人並提供幫助。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制度具有如下作用：首先，它幾乎對所有的法國人實行生、老、病、死、殘的全方位保障，即從“搖籃到墳墓”，從而極大地減輕了人們的后顧之憂和對前途的擔心，在心理上和物質上滿足了法國人及其家庭的社會需求，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法國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其次，它對家庭和孩子名目繁多的津貼和補助，激發了家庭添加子女和組織多子女家庭的願望，使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法國出生嬰兒激增，滿足了60、70年代對勞動力的需求，造就了“輝煌的30年”，使法蘭西民族得以復興。它使80年代至今法國出生人口的數量始終處在歐洲各國的前列，增加了年輕人的數量，改變了法國人口年齡的不合理結構，延緩了法國社會老化的速度。再次，憑借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制度所採取的種種措施，法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得到遏制，貧富差距縮小。基尼系數在2008年為0.289，2009年為0.290，2010年為0.299，2011年為0.308，2012年為0.305。2012年，歐盟基尼系數平均水平為0.306，而法國基尼系數處在中等偏下，屬於分配相對合理和社會安全系數較高的級別。由於當代法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制度的實施，減少了社會不平等現象，促進了社會和諧與公正，從而使法國社會階級矛盾有所和緩，社會沖突的頻率有所下降，社會動亂有所減少。
當代法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制度也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一，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在制定時，納入了各個階級、階層和群體在社會保險方面的既得利益，兼顧各個行業的特點，集中各個社會保障的“碎片”構成了多層次和互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例如，僅就養老保險而言，法國官方承認的就有123種。正是由於上述原因，使當代法國社會保障制度變成了“等級社會保障制度”。雖然制度宗旨是要解決社會公平和公正問題，但是由於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加上各個體制之間的攀比和競爭，反而有意無意地加重了它們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會階級、階層和群體的矛盾，或多或少地破壞了法國社會的和諧。其二，當代法國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的支出年年猛增，導致1990年到2002年間有7年出現赤字。2010年赤字高達239億歐元，此后有所下降，2011年為174億歐元，2012年為133億歐元，2013年再降到125億歐元。其三，隨著受保障者享受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越來越多，得到的補助和津貼佔受保障者收入的比例也越來越大，而工資收入部分佔受保障者收入的比例則逐漸下降，有的佔2/3，有的隻佔一半。受保障者對工資依賴的減少，勢必降低工作和勞動的熱情，從而導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和勞動生產率的降低。法國前總理巴拉迪爾不無感慨地說：“在歐洲各國中，法國人出工最晚、收工最早、假期最多，但他們還老是不滿意。”
 |  |
| 相關專題 |
| · 《學術前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