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才的成长规律来看，人才的多寡和作为，是受客观条件所影响的。现实环境影响人才的数量，时代需求影响人才的作为。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人才成长的客观条件固化、绝对化，肯定时代造就英才的客观基础，并不能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任何时代都是需要人才的，只是需要的类型和重点有所不同；任何时代也都具备造就当代人才的条件，只是人才锻炼成长和脱颖而出的途径和方式有所不同。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因此，不存在是否需要、有没有人才的问题，只存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雄才、伟才、大才多是被逼出来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稳定发展的时期，雄才、伟才、大才则多是被挖掘出来的，正所谓“慧眼识英雄”。历史发展逻辑表明，任何历史时代，都拥有能够推动甚至引领这个时代前进的“千里马”，却并不一定同时拥有能够识别这些“千里马”的“伯乐”。

李世民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之一。唐贞观二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意思是说，你们作为宰相，不能每天限于受理案件和看材料等具体事务中，而要腾出精力将发现和举荐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同年，李世民还对封德彝说：我让你给我推举贤能，你却没有作为。封德彝辩解说不是不努力，而是没见到奇异的贤才。李世民批评说，古代明君都是选拔当朝之才，而不是向别朝借用。哪个朝代没贤才？怕的是你们遗漏不知道！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千里马”与“伯乐”频遇的时代，往往伴随着的是“盛世”或“大治”。反之，历史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停滞甚至倒退。中国近现代史也表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在哪里，哪里就充满希望、生机勃勃；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能被合理地选用，国家就能进步、复兴就能推进。而格局狭小，结党营私，吏治腐败，埋没人才，不仅是导致政治势力衰败的直接因素，也是贻误国家和民族发展机遇的重要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能否选拔出时代发展进步所需要的真正人才，是体现这个政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其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始终将选人用人作为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生命工程。

翻开中国革命史，我们会发现，共产党始终将选人用人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并提出，领导者的主要责任是抓好“出主意”和“用干部”两件事。 他还特别强调：“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地，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在国共两党“交锋”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共产党虽是从“山沟沟”里起家的，但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却并不低。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一批批时代“精英”纷纷加入共产党，“心向延安”也一度成为很多有志青年追求真理和理想的象征。仔细分析原因，除了科学的信仰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召唤外，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大胆使用并为各类优秀人才提供公平和广阔的施展舞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选人用人上却存在“嫡系”和“旁系”之分，按“派系”和“远近亲疏”划线问题较为突出。很多不依赖“政治背景”而单靠个人本领的有志向、有才能的将领，不得不“壮志难酬”、“仰天长叹”，甚至遭受“被冷藏”或“被排挤”的命运，从而导致这些优秀分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分道扬镳，终使国民党的力量日渐式微。抗战时期，当听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后，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曾无奈地说：这一仗，是我们黄埔出来的将领指挥的，可惜的是，这位将领不是在座诸位，而是林彪，是共产党。……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许多人都说，黄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了，我这留下的人都属无能之辈，难道此言不虚?其实，蒋介石的这番话只说对了一半，当时是有大批人才从国统区投奔共产党，但留在国统区的各类人才仍是多数。换言之，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既与没有较好地吸引、凝聚人才直接相关，也与未能公正、合理地用好人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