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落实这一精神的关键在于消除制度、收入、阶层及区域四大社会鸿沟。

　　制度鸿沟：各类社会鸿沟的根源

　　制度鸿沟是指各地区、各群体或阶层在制度、政策及其实施绩效上的明显差异。制度鸿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也可以理解为制度歧视。制度歧视可能是由国家的正式规则所形成或被国家的正式规则所接受和保护的歧视，也可能由于体制转轨、制度不衔接而凸显出来的歧视。制度鸿沟表现为一个社会中的种种歧视性制度安排，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既可能来自于统治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又可能来自于因为路径依赖所致的利益格局锁定在特定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是政府刻意维持的，还可能是受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和宏观调控理论的指导。

　　制度鸿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系统性、制度化有差别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即制度化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比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欠缺、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性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第二，行政权力介入的行业垄断。这集中体现在土地、银行业、能源、运输、通讯、电力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得、信贷支持、准入上使用不同的制度，即在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之间存在大量看得见或无形的行业垄断或行业歧视，比如：设置准入限制、制定垄断高价、低价获取生产要素等。

　　制度鸿沟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多种社会后果与危害。首先，降低政府效率，导致寻租和腐败;其次，加剧贫富分化及社会鸿沟;再次，影响中央和地方建立正常关系;又次，导致发展无效率和社会不公正;另外，构成收入鸿沟、区域发展鸿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基础，是各类社会鸿沟的根源。

　　收入鸿沟：“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

　　收入鸿沟是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或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因收入获取机会、获取过程及结果不平等而形成的显著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收人鸿沟成为一个重大经济社会矛盾。世界银行研究指出，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我国;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呈上升态势，2011年达到0.5。

　　中国收入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城乡收入分化严重，城乡收入差距达到历史高位。比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值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6倍扩大到2011年的4.6倍;城乡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差额在2000到2010年的10年时间扩大了3.82倍。第二，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化严重、城乡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扩大。比如，按照收入水平十等份划分，城镇居民内部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1万元年扩大到2010到4万元，十年扩大了4倍;农村最高收入组居民与最低收入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在国际上仅次于印度位于世界第二位。第三，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分化严重。收入最高与最低省份收入之比1990—2011年一直在2倍以上。第四，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化严重。2010年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

　　收入鸿沟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稳定、政局动荡等问题，被称为“拉美现象”或“中等收入陷阱”的罪魁祸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收入鸿沟滋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增加政府管理的成本。

　　阶层鸿沟：形成新的制度及社会歧视

　　阶层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区分的社会群体;阶层鸿沟是指阶层之间的疏离与断裂日趋扩大的趋势。中国阶层鸿沟分为两类，即一般及市民内部阶层鸿沟。一方面，一般阶层鸿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底层碎片化，中国社会底层被切割为无数片断，社会结构由此碎片化。第二，社会断裂化，城乡逐渐陷入了断裂的困境，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第三，利益集团化，新的利益集团日趋固化，强势集团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利益联盟，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形成有利于自身利益联盟的话语权力及公共舆论。另一方面，市民内部阶层鸿沟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社会阶层鸿沟、阶层固化使正常的社会代际流动受阻、阶层自我认同偏下引发社会结构紧张。

　　阶层鸿沟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及后果。首先，使进城农民长期处于“半城市化”之中，产生人为社会排斥、认同危机，潜伏社会危机，扩大城乡差距。其次，导致市民社会内部利益分化，激发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危机。另外，形成新的制度及社会歧视，加剧社会鸿沟，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