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官员所谓的隐私权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这种隐私权的多寡，与公共需求的“度”密切相关，隐私权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官员的某种隐私权可能侵犯或者危害公共利益，这种隐私权就应该让渡给公共利益的需要。

正因为这样，在一些发达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比如在美国，“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如果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这就是“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的意义所在。

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内心坦荡，公开个人财产就能做到问心无愧，而所谓的“隐私顾虑”则根本无需担心。那些在公开面前扭扭捏捏的，往往是因为内心有太多顾虑，这种顾虑不是对公众利益的考虑，而是对自己现状和未来的担心。我们期待，财产公开制度在我国切实得到落实，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