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二手房交易差额征20%个税”，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编剧赵冬苓在两会小组发言时表示，征税权力本属全国人大，但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大部分授权给了国务院，至今已近30年，“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征税权力不能继续旁落”。

税收既是筹众人之钱，办众人之事，怎样征收和使用，自然要先得到民众的同意。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则是要经过民意机关、立法机关的同意，在中国来说就是全国人大，这样才能保证税收的正当性和科学性。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为灵活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条例的制定，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公民税权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征税权还主要在国务院已不合时宜。

税收若不经过法定程序由民众代表讨论确认，容易导致两大问题：一方面是过度征收，比如收过头税时有发生，重复征税大面积存在，税收结构不合理等；另一方面是财政浪费，如果征税过于容易，就不会太珍惜纳税人的血汗钱，比如突击花钱、投资浪费等现象突出，以“三公经费”为代表的行政经费居高不下。

如果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税收问题，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是因为农民反抗地主，而是因为民众反抗官府。而这背后多和政府的财政危机有关，不是因为征不到税，而是因为政府规模无限膨胀，汲取能力过强，苛捐杂税太重，以致民不聊生，所以才会陷入治乱循环当中。即便放眼世界，不管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甚至法国的大革命，税收问题既是导火索，也是根源。所以中国才有“义然后取，人不厌之”的古训，西方才有“无代表不纳税”的箴言，温家宝总理才会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