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会发现，历朝历代的许多变革，都有赖于政治家的勇气。《史记》记载，当年秦孝公召集御前会议商议秦国的改革大计时，大臣甘龙和杜挚等纷纷反对变法，连“吾意已决”的秦孝公也彷徨起来。商鞅告诉孝公：“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也就是说，愚蠢的人总是为眼前的状况所束缚，只有智者才能洞见形势的先机。商鞅进一步得出结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话放到民权昌明的今天似乎有蔑视公众之嫌，但在今天的中国，思想僵化或者身为既得利益集团之“众”，这样的情状依然存在。

一代明君秦孝公听懂了商君的劝谏，于是才有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那一场改革。而有“拗相公”之称的改革家王安石，则面对阻力发出了改革的最强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或许适合于昔日，流俗之言往往障目于眼前，唯有庄子所说“举世而毁之而不加沮”的果敢坚毅之士方能成为改革家。有非常之人，方能成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这是古今中外历史的普遍规律。

当前的改革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和日趋激化，以及普罗大众对于改革深化的翘首期待，另一方面则是改革动力有衰竭之势，这才是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人甚至力图将眼前的一切理想化和固化，似乎迫在眉睫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因为维持现状对于他们是最有利的。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始终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的轨道。由于市场经济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一旦脱离了法治的约束，它就可能将一切都裹胁进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同样，没有了法治，政府的权力将如脱缰野马，一切有关改革的美好期许，都会变得不切实际。

改革似乎是千头万绪而又矛盾重重，面临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但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然一切矛盾都源于宪政法治的阙如，只有法治宪政的建设才有纲举目张之效。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依法治国，“忠诚于宪法，忠诚于人民”，希望有胆识有勇气的改革家们，以此为基石，推动“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