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超级大部内部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适度分离

就目前的中国政府而言，部内党组和部务会议本应主要是决策机构，思考和决定部委内部和外部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有部分监督、协调职能。可是，如果部内党组和部务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监督、协调职能上，甚至经常直接干预司局的执行事务，则不利于发挥它主要是决策机构的功能。所以，应该把协调、监督和执行的职能交给办公厅和各相关司局等机构去承担。

目前的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分管制度”实际上使部内党组和部务会议成员既要管决策，又要管执行、协调和监督，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部委领导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执行、协调和监督职能。这样，一方面，部委领导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思考战略、规划和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使下属部门和机构又陷于有事无权的尴尬境地，严重影响部委的整体工作效能。

通过促进大部门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离，不仅可将超级大部的领导和领导机构从繁重的执行、协调和监督任务中解脱出来，而且，也将使超级大部从因繁重的执行任务而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中超脱出来，从而加强了其决策权和监督权的实施力度。这样，既可以使大部门本身得以权能“瘦身”，又可以加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其他职能部门对超级大部权力的约束与监督，也可以促进超级大部各内设机构之间利益和权能协调的实现。

大部制改革要与政府权能的集中与分散改革同步进行

部门的合并常常意味着新的大部门利益和权能的扩大，可是，大部门制如果只是意味着权能扩张的话，实际上就违背了大部制改革的初衷：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所以，大部制改革一定要与政府权能的集中与分散或曰集权与放权改革同步进行。

要达成此项目的，一方面，要促进大部门内部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分离，另一方面，要在中央政府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要将原属于市场、企业、社会和事业单位的职能逐步从超级大部乃至整个中央政府中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或者划分给市场和社会，避免因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而产生的种种弊端，这也是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条块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同一行业中，管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管决策、执行和监督的行政职能保留给超级大部，而管经营和利润、业务和发展的专业公司、学校、研究机构等独立为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安排，就是这种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大部制改革的成功需要依赖一个设置合理、结构科学、运作高效的内部体系的支撑。部门内设机构利益和权能的协调直接影响大部制改革的成效乃至成败，所以，健全大部门内设机构利益和权能协调的体制和机制应该成为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特别关注的重点之一。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