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易宪容：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两个巨大差别，即城乡差别以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别。比如，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不足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如果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让中国农民也能够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又比如，贵州的正安县与江苏的建德县相比，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但其财政收入相差30倍以上。如果贵族的正安达到建德一半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总量至少要增长一倍以上。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希望把这两个差异的内需潜力发挥出来。

李佐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三大路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根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改革应该是五位一体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但改革不会是一步到位的，李克强总理已经提出了优先的改革方向，比如政府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第二个路径，通过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降低对要素粗放投入的依赖。第三个路径，通过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结构优化是经济升级的关键因素。

除此以外，我们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降低对外需和投资的依赖，减少对要素价格的扭曲，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杨瑞龙：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有四大增长力：消费需求、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启动内需与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城市化本身意味着投资，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层级相应提高，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一种困境，增长推力减弱，要走出这种困境还得靠创新。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非但没有面临灭顶之灾，反而顺利度过危机，形成全球经济的暴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创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迎来大家都热衷于谈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就会覆盖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巨大成本。而创新更多地应该让企业去做，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革产权制度。两者合一，才能够培育新的创新能力。

李铁：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要通过改革让更多的农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受益，激发他们的消费潜力。这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资产、宅基地资产变成财产性受益，让生产要素按市场方式活跃起来。只有改革才能让农民的收入增长，他们的消费选择才会发生改变，消费趋向从农村转向城市，短期消费转成长期消费。

张永军：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近20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并不通畅，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并未实现根本转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裕，资源压力不大，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比较容易。现在，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开始强化。政府要顺势而为，发挥引导作用，尽快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资金的利率市场化、资源税的改革等都要推进。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不改变生产要素价格偏低现状，企业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就要完善激励机制。现在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考评指标大多集中在短期效益上，使得国企创新研发的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