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中国精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产生，保证中华民族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中国崛起离不开思想家的引领，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不具备产生一批思想家的土壤和条件，主要原因是我们社会尚缺乏必要的包容思想的雅量和胸怀。习近平同志与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流时强调，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掌握公权力、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那些人，容不下创新性思想。尽管这样，还是要承认党、政府和社会的包容度在不断提升，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清晰地听到呼唤思想的强音，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民族的脉动，各种积极力量正在凝聚成推动和支持思想家产生的物质条件。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呢?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提高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如果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和相同的，只是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比如，思想家要修养和境界，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无法支持和造就。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原因就是思想控制。西方国家有思想争鸣的传统和人文条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洲文化史中看出，从神学一统被打破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看出。到了现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了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制度优势基本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西方挟经济文化优势，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一直没有出现超出其承受力的挑战，尤其后来处于绝对优势后，更不会再担心被颠覆，因而便没有限制某种思想的必要。在此前提下，其社会的多元，政党的轮替，都不支持思想控制。诸多原因决定了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思想理论的主导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经济支撑的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民族跃升的需要，必然会创造一个思想繁荣的环境条件，因而造就一批大思想家。

既然宽容和包容的外在环境因素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以扎实有效的工作和措施予以推动，其中两项工作更为现实和有效。一是更新观念，做到“把党的思想化为国家意志”，真正适应多元的时代与开放的社会，适应网络等新媒体的到来，适应学会了思考和求异、由感恩心理转变为纳税人心态的广大民众，以适应其作用发挥。特别是要确立起科学的思想观念，以真理和思想的力量服人，而不是仅仅靠执政资源。因为当权力替代思想时，便没有了追求真理和思想的动力。其实，伟大的政党和民族，不仅宽容思想家及其思想，并且还要鼓励思想家去思想，哪怕阶段性上其思想与主流价值并不很合拍，还是要鼓励富有牺牲精神的思想家产生出来，这是为历史负责，为民族乃至人类负责。二是让最有思想的人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不断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质。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且把弄权作为乐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中国出现思想的辉煌。如何才能实现管理者与思想者的良性互动?最佳选择是让有思想的人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因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别人有思想，就会支持别人产生思想，武大郎开店断不会欣赏思想家及其思想。至于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人文品质，也是条件之一。有人这样说，一个所有人能够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一个自由的理想社会，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运用良知的社会。只要阻止人们自由运用良知的特权消除，即使良知曾经失去也会自然地回到人们的心中。缅甸最后一任新闻审查总长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人性和良知复苏。缅甸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后，一个长期只知限制而不知创造的高级官员突然不再掌握权柄，昔日每天都要发出大量命令、禁令的办公室变得冷清，但他收获了一份更加宝贵的东西——久违的善良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长期从事的新闻审查、钳制言论自由，与不断变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可以想见，当意识形态工作者自己的人文品质提升后，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必发生变化，一种良性互动由此逐渐形成。实际上，看一下看我们网络媒体的变化就会理解，以往的大量删贴影响极坏，而今很少见到网络删帖，结果情况并没有变坏，而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印证的恰是堵与疏的历史经验。

解构神性、人性、兽性，弄清生命的意义，确立民族性与普世性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性觉醒和神性张扬奠定坚实的基础。不管是对于单个人，还是一个集团或民族，精神提升都是一场有始无终的运动，并且需要清晰而又科学的价值坐标和坚实的基础。没有清晰和科学的价值坐标，无法明确前进方向，没有坚实的基础，无以建构精神大厦，即使建设起来，也很难经受住各种思潮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