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易于相处，注重全国一盘棋

本人基于对中国地方精英的观察发现，作为地方领导，习近平在地方执政期间的个人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特别善于团结人，无论是在正定、福建，还是在浙江、上海，他都比较注意团结他人。我曾总结过一句话，“他更加个性化，平易近人，他可以同任何人共事”，这是习近平的一个特点。他不仅仅是跟老百姓关系比较好，跟其他领导干部的关系也比较好。他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区领导、市的领导、省级领导，在各个岗位上，都没有听到他在任期间与其他领导磨合得不好的情况。中国有时确实会出现地方上两个领导的关系弄僵了之后，中央就把这两个领导都换了的情况，而在他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方面注意处理好与地方其他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比较注意他所在任的地区在全国当中的位置，同时又注重全国一盘棋，配合中央的领导。他到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提出 “不闯红灯，不打擦边球”。当时是2007年，那时各个地区都有新的领导上任，如重庆、广东、天津。广东提出的就是“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当然，这个与上海市与广东省的角色不同有关，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因此要有勇气，要敢于去进行一些改革创新的举措。上海独立性一直比较强，到了习近平去当市委书记的时候，陈良宇贪腐案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人心惶惶、不太稳定，他需要考虑怎样稳定上海，主要任务是让上海能够更好地配合中央，所以他提出的是“不闯红灯、不打擦边球”。这些是他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未来的国家领导，注意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举措。他做得很好，但他在上海任职的时间较短，几个月之后就到中央去了。

第三，习近平也是一个个性化的领导。我们常常能够发现，他在理念上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在福建的十七年，他是在一些相对比较基层的位置上，在厦门当副市长、在宁德当地委书记、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前后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因为一把手是省委书记，他的举措可能没那么显见。到了浙江以后，由他担任一把手，特点和理念就显现出来。除了前述外，还有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浙江因为其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农民工非常多，随之就涉及怎么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居住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当时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曾在《学习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从八个方面讲怎样解决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安顿农民工的实际生活问题。他在任期间，浙江省政府还为农民工盖了很多房子，采取了许多举措解决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等。在这方面，浙江在全国范围内都是解决得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