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一步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步伐

按照李克强总理的理解，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我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快速推进时期。200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有39.1%，而到了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则达到了52.6%。十年间，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3.5个百分点，年均达到了1.35百分点，是改革开放３５年间城镇化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年有1000多万中国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城镇化总体规模的提升，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绝对数，每年已经超过1500万以上，这几乎是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既对经济持续增长起了重要保障作用，同时也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最为迅速、高歌猛进的时代。

人口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初步估计：每增加一个市民，需新增综合投资至少10万元；人口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需新增1400万人左右，年综合投资大概在1.4万亿元以上。这无疑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我国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需求潜力释放，是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一般认为,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65%至70%,就大体完成了人口城镇化发展, 进入了城镇化相对缓慢发展阶段。201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52.6%，要达到65%的人口城市化水平,至少还有10年以上的增长时间。

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大量的中国农村居民转变为市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聚, 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创造了条件。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比较低的。2012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为52.6%，其中包括了1.6亿在外乡务工的农民工，若按户籍计算只有36%左右。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也表明：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大有空间，大有可为；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加快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而这其中的重要阻碍就是户籍制度。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镇化”，虽然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但却无法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务。现行户籍制度最受非议的，乃是它造成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跨越的城乡福利差异，并阻碍着人们的自由迁徙。它在本质上是带有歧视性的。

要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就是要取消其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这些歧视有些是体制原因，有些是发展阶段的原因。就是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充分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条件的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例如，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将政府土地收益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对在城里有连续五年以上工作记录的农民工，为其提供住房保障，纳入城市低保范围，给予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把农民工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纳入城市失业和就业统计范围，通过建立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保障农民工实现就业。此外，还应努力构建反映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例如，各级工会组织应当把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放在重要地位，真正能够反映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各种合法权益，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中认可的属于的自己的组织。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或城镇化。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为农民工进行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对推进中国人口的城镇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乃至推进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和整个中国整体进步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四.为非公经济健康成长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对非公经济的作用，虽然对其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但至今并没有到位。党的18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18大报告有关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平等”、“公平”、“同等”。问题是,如何使18大报告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好落实。现实生活中，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已经占领了经济生活的制高点，控制了经济生活中命脉，非公经济向上的通道几乎被堵死，即使“毫不动摇”，也很难有重大突破。

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多部鼓励非公经济即民有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2012年7月又出台了新36条设施细则。如果说，2005年搞非公经济36条可以看作是一个重大进步的话，那到了2010年，再搞另一个36条的时候，说明2005年出台的36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此外，2010年新36条的一些规定，本身仍含有对非公经济的歧视。没有体现平等对待。例如,电信领域，规定民营经济只能参股，石油领域不能搞独资，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经济即民营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将非公经济单独列出来,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本身就说明非公经济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束缚。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或好的市场经济，对不同的所有者,就是两方面内容,一是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者,平等对待不同的投资主体, 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二是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可以并应当干什么。作为承担特殊职能和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手段的国有企业，本不应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只能是市场经济必要的补充。

在现实生活中，非公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阻挠。36条、新36条以及新36条实施细则，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歧视，但其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的主基调十分清晰。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很好落实，究其原因分析，如果各级政府，仍把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的长子，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都用在放在扶持公有制经济发展上，必然会削弱对非公经济的发展。此外, 非公经济的发展还饱受意识形态的歧视。重庆的“唱红打黑”的历程说明，一些非公企业因莫须有罪名被纳入“打黑”的名单，大体反映了中国旧有的意识形态对待非公企业的态度。而这种革命党人的旧有的意识形态，由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它不仅存在于重庆，在中国社会仍有广泛的基础。

党的18大之后，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的活力，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进一步放手发展非公经济，让非公经济巨大发展潜力得释放。若能如此，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后劲是完全有希望和可能的。但这必须对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弥补市场失灵和提升国家和民族竞争力的手段。按照这一定位，国有企业就必须从一般竞争领域中退出，垄断行业逐步向非公经济开放。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非公经济，如果他们他们能够更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无偿占有的资源或象征性的有偿占有，但其效率很低，那就应当通过市场，通过有偿交易让这些资源释放出更多效率。这样财富才能更充裕，市场的潜力和效率才能更充分发挥。

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仍是属于打破垄断,创造平等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容,为推动内需铺路。

金融系统中国有垄断银行或大银行，过多地依赖行政管理，禁止商业银行展开吸存竞争，同时利用存贷差的政策来确保国有银行的利润，利差达到2.5%～3%。由于存款的利率是行政控制的，贷款利率是放开的。2011年银行利润总额达1万多亿元，比前年增长36%以上。银行的巨额利润是在实体经济困难重重和老百姓长期承受负利率的背景下取得的。实际是极大影响了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因为利率市场化后，会提升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存款利率会提高，贷款利率则会下降，这就触动了大银行的核心利益， 使得他们通过巨大的存货差获取高额利润成为不可能。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大型国企占着产业链高端和政策优势，成为贷款优先支持的对象，而广大非公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却求贷无门，任凭银行不断附加贷款条件，有的不得不接受高利贷。因而推进利率市场化，将会极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程度。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将会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强烈反对。如果不能够排除阻碍，这项改革的推进是难以实现的。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