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探索实践，成为人民要求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

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人民的选择。“文革”十年内乱期间，不同阶层人民群众深受“极左”路线、政策之苦;“文革”结束后，广大农村极为贫困，有2.5亿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而，在要求纠正“文革”错误、全面拨乱反正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改革呼声也就最为强烈。

1977年11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历时三个月、巡行1500多公里的广泛调研后，出台了“文革”后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加速生产发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内容，后来成为安徽省委“六条”。虽然，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触动了一些所谓的“原则问题”，但建立在广泛调研、勇于为民请命基础上的改革文件，在当时无疑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拥护。在安徽省委“六条”中，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受农民欢迎，因而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后来，安徽农民能成功渡过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灾，与安徽一直坚持农村改革是分不开的。

安徽农村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效应，在安徽省委“六条”出台不久，随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亦即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条”。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大胆尝试，是“文革”后农村自发改革的伟大实践。随着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搞起“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开。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先导

“文革”后的中国能够实行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前，农村自发改革与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可谓互相推动，农村自发改革率先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的藩篱;而真理标准讨论，则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支持、推进农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思想理论先导。

思想解放往往对社会变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不断推进的。1978年5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口，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推动全党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这也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始终站在讨论的最前列，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大力支持讨论，倡导解放思想。

经过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锋与政治较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终于动摇了“文革”“左”倾错误路线，使曾经一度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这样就不仅拉开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先导，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作者分别为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第272页。

③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⑤杨胜群，陈晋主编：《历史转折：1977～197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