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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64年1月2日，李清泉与德波马歇在中国驻瑞士使馆举行第二次谈判。李清泉首先提到，根据富尔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情况和达成的谅解与协议，双方建交，可采取协议中的互换照会方案。德波马歇在听到互换照会而非发表公报的方式，顿时紧张起来，强调还是希望采用他在首次会谈中提到的发表联合公报或分别公报两种方式，因为这两种方式是“最简便的”。他谎称“不知道富尔先生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曾讨论准备的另一方案”，但又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在停顿了一会儿后，又说他“了解富尔先生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精神”，而且他“就是根据这一精神奉命提出了最简便的方案”。从德波马歇自己所做的记录来看，他完全了解周恩来与富尔会谈的详情。Note établies par M de Beaumarchais,3 janvier 1964, MAE, ASIE-OCEANIE 1944~, CHINE 1956~1967, Vol 525, folios 29~33李清泉接着说：“相信富尔先生会把北京会谈的详细情况和达成的协议向法国政府，特别是戴高乐将军本人汇报”，既然法国政府认为目前存在的只是程序问题，只是采取最简便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程序问题，中方可以照顾法方的意见，同意采取联合公报或分别公报方式。之后，李清泉向法方说明了中方公报的措辞内容。德波马歇也提出了法国的书面公报文本：“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为此相约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德波马歇将书面稿交给中方并说：“我只有一份，最好你们抄下来，然后还我”。德波马歇还解释说，新的公报文本同上次口头表述的有些形式的改变，上次是说三个月内“将互换”大使，这次则是“相约任命”，这次更清楚一些。李清泉表示，可以接受法方的公报草稿，但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加上“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字样。在神情紧张地考虑了好几分钟后，德波马歇表示要请示政府。作为个人初步意见，德波马歇提出，建交公报“还应该尽可能简单扼要”，他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这类性质问题公报中最好不要列入”。李清泉接着提出了预备好的第四方案，并重复中方可以不在公报中写上这句话，但将单独做出解释。听到这一方案，德波马歇才放松下来，表示他将把会谈情况报告政府。［13］中方估计，第三次谈判就第四方案达成一致是可能的。但在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周恩来、陈毅等人还是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预案。预案体现的基本思想是，坚守第四方案已是中方的底线。中方宁可不建交，也不会放弃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预案的全文见《关于进一步同法国谈判建交问题的请示及中央的指示（给我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的指示电）（1964年1月6~7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1997-02。
1月3日晚，戴高乐的亲信、新闻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已向媒体放风，称承认中国“是法国政治独立的表征”，“也是确保欧洲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意志”。［14］8日，戴高乐召开长达2小时的大型部长会议，公布了即将与中国建交的行动，并要求部长们一一表态，统一了内部的意见。［15］
1月9日，李清泉与德波马歇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了第三次建交谈判。双方就建交公报措辞（即中方的第四方案）达成一致。在建交公报发表日期和时间上，德波马歇提出，希望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中午12时（即格林尼治时间11时）发表，以便在下午3时法国《世界报》刊出。对此，李清泉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方式，同意在1月27日巴黎时间中午12时在北京、巴黎同时发表。达成协议后，按照中方原先的设想，双方应草签一下公报。但德波马歇坚持无此必要，表示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他受法政府全权委托，完全可以承担义务。同时他又表示戴高乐曾亲自指示他迅速同中方达成协议，协议的有关内容都是戴高乐批准的。因此，他不必再请示政府最后批准。中方未再坚持草签，但声明需请示政府最后批准，答应三四天之内通知法方。因为马上要返回巴黎，德波马歇希望中方届时告诉法国驻瑞士代办高桑，就说“协议已得到确认”。［16］13日，中国驻瑞士使馆把中国政府确认协议的消息通知了法国驻瑞士使馆［17］，后者在当天上午11时40分转告了正在焦急等待的德波马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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