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之二：没有个人，哪能有国家?

　　中国1978年改革前和苏联1985年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政治制度上中央集权，经济制度上公有制为主体，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为特征的。这一模式是两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发挥过历史的作用。这一模式的缺点是国家管得过多、过死，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很难持续。

　　作为对这一制度的调整，两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偏离这一模式各有两次。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非斯大林化”;中国的“大跃进” 和“文革”。中苏两国各两次改革的起因是相似的，是结构性的。但调整的方向正好相反：苏联的两次调整都是向右偏，即收缩国家的权力，给集体主义降温，给个人以比较大的自由;而中国是向左偏，即虽然国家这个“大集体”的权力有所收缩，“小集体”，如工厂、公社﹑红卫兵组织，以及观念上是更加强调集体的价值，个人的自由更小。

　　制度调整方向上的不同和两国文化传统有关。和康有为一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讲，“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传统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不相信有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幸福。个人生命的意义永远要体现在家庭和国家的需要之中。这与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在内的基督教大不相同。《圣经》上所显扬的是，个人同上帝的关系要高于家庭与国家。欧洲近代的“启蒙运动”更是加强了个人的价值。

　　苏联的两次改革达到了暂时减缓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中国的两次改革都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