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对老百姓的宣传思想工作更要注重针对性。

宣传思想工作切忌硬灌，好象我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塞给你。老百姓的觉悟到底有多高？他们乐不乐意接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求每个老百姓都是一个“革命者”，其实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是极少数，如果你把革命的道理讲得百姓爱听，他才会真心跟你走。现在已不是革命的时代，但也存在把党的方针政策通俗地解释给群众听的问题，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悦之以文。最近电视公益广告里有一位百岁老人说：“吃亏者常在，能忍者自安。”老百姓听了很入耳。这句话似乎跟什么“主义”都搭不上界，但讲了一个好道理。这就是说要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接受能力。有些道理是通用的，例如，中国人爱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独有偶，在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100多年前写的自传中也写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此时此地，就在彼时彼地。我认为这是所有宗教的精髓。”

7.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出书斋写社会的大文章。

近些年来大大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效果，也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声势。要注意的是不要形成“少数人研究，写出来的论文少数人看”的小局面，而应该把社会的热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少数人研读文本是必要的，但读了之后要给当代人以启发，不能光是读读、发发言议论而已。什么叫学术？一定要防止重纯理论轻实践的风气。李瑞环同志的哲学心得著作就有理论，有实践。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践，这种理论有什么生命力？要鼓励理论工作者走到社会中去，写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文章。

8.文风是党风的体现、人格的外化和学识的具象。

当前大抓文风非常及时，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纵观党史，凡文风学风恶劣的时候，党就受挫折。王明的党八股差点断送了党的前程。另外，文如其人，文章体现一个人的人格和学识的深浅。有些人写的理论文章通篇从概念到概念，叫人看了头疼。人们不得不怀疑他是否在用不让人懂的言词来掩盖自己的浅薄？相反，一些群众爱读的文章却被讥为“缺乏学术性”。这个问题现在在国外也引起重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副教授海伦·斯沃德去年4月出版了一本书《时髦的学术写作》，批评了那些表达不清、论证浅薄、可读性差、引用不当、华而不实的“学术文章”，反对“端着架子做学术”的不良风气。她对记者说：“我读过许多学术文章，要么它们的作者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人，要么整篇文章像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天外来客。恰如其分地运用修辞等文学手法能让学术文章更有人情味，更符合人类的表达方式。”

9.市场经济条件下，宣传思想工作应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

毋庸讳言，鉴于时代的局限性，报纸常常喜欢以轰动效应来提高发行量；电视常常以媚俗来吸引眼球。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除了适当加以规范和引导外，是否可以考虑划出一小块“非市场特区”来弘扬正能量，传播真善美。比如，电视台拿出一个频道来办一个“雅文化台”，不播广告，拒绝低俗，宣扬传统文明，讲究风雅。如果这个频道办好了，就会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会带动其他频道的变化，形成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

10.人的道德养成是渐变的长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宣传工作有时是可以立竿见影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细雨润无声”的过程，急不得。可以从娃娃抓起，让他们从小就接受传统美德，还要早点让他们从目前热播的打打杀杀的动画片中走出来。我们的学校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学了很多知识却精神失常的惨痛教训，应使我们清醒。西方有学者说，所有教育最终要落实在人格的养成上。我们的宣传工作也要起到凝聚中国力量的作用，这要从每天、每时、每刻中去引导人们向真善美的方向走，克服人类内心的劣根性，学会和谐相处，这也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主持人点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詹研究员的讲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悦之以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真正强大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