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领导人：

19世纪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因此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不同，他们往往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凭借这样的积淀，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而事后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

正是基于这一点，基辛格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黄帝到春秋战国，从三国到唐宋，从明清到民国，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基辛格便尝试以中国传统的以古鉴今的思路来思考中国、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在基辛格看来，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曾经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19世纪对当代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视为是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谈中美关系正常化：

秘密访问是怕引起国内争论

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冰封已久。

而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以日本拥有“施政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之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同时，美国还错误地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管辖区域内。美国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美国不想承认这些岛屿属于日本，但当时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恢复之前的事情，所以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钓鱼岛问题暴露了当时中美两国因为缺乏对话而对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窘境。基辛格回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此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强劲的对手。”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我们没有人员互访。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是敌视的，因此我们准备访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计划公开，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话前就引起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论。”

两国领导人已为一场外交革命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正是有此基础，基辛格的破冰之旅才得以成行。基辛格会见了周恩来、毛泽东之后，离开北京前，双方还无法完成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

“最后的措词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这之后就是震撼世界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但在此后的7年里，美国的“水门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分歧，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脚步。不过，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建立外交联系的愿望并没有中断。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这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与《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