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交朋友的重点是社会主义国家。50年代后期，中国交朋友的重点逐步转向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逐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毛泽东首先看到了这支政治力量在世界格局中的重大作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仍然对新中国实施包围与封锁政策，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逐步抬头，中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4］（p403）并多次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4］(p511)因此，加强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逐步成为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话时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4］（p269）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步由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亚非拉国家。
首先，大力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努力使亚洲国家成为中国真正可靠的朋友。在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1949年10月6日，朝鲜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亚洲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蒙古、越南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争取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重要战略。1950年4月1日，新中国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后新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叙利亚、也门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访问新中国，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同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1955年4月，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解决了印度尼西亚200多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1956年9~10月间，苏加诺访问中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多次会见了他，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互访，周边国家大都成为新中国的友好邻邦。日本、泰国、菲律宾长期追随美国，它们不承认新中国，甚至还反对新中国。即使是对这样的国家，毛泽东也主张采取谅解的态度，多做工作。他本人多次亲自会见日本朋友，促使中日两国民间外交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泰国、菲律宾三国在20世纪70年代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还与亚洲邻国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交通、文化等合作协定和协议，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扩大和发展。
在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伊拉克、叙利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伊朗、土耳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东盟中第一个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1975年10月，中国与孟加拉国建立外交关系。科威特、黎巴嫩、约旦、阿曼是阿拉伯国家，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力的立场使它们对中国的好感不断增加，于70年代纷纷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于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采取了区别对待、努力争取的方针。新加坡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与中国发展了实质关系，尽管没有与中国建交，但1976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于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等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国也采取了耐心等待、积极推动的策略，逐步发展关系。
其次，大力发展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点。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由于受到美国的严重干扰，埃及在与新中国的建交问题上犹豫不决，新中国的方针是不必勉强，多做工作。经过努力，1956年5月30日，新中国和埃及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及成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要突破。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1961~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至1968年，非洲有42个国家独立。新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大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后就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加强，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和陈毅先后访问了亚非14个国家即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和阿尔巴尼亚。。这次访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周恩来在访问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后来，“八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的指导方针，大大加强了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再次，大力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加强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不断加强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拉丁美洲与中国相距遥远，双方不够了解，而美国更视拉丁美洲为其“后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严格控制。因此，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但却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基本战略方针是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建立友好联系，逐步走向建交。1960年以前，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对此，毛泽东指出：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4］（p338）为了推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拉丁美洲国家来华访问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团，但毛泽东仍抽出时间接见他们。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他至少55次接见了拉丁美洲来华的民间代表团和个人，给拉丁美洲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曾多次亲切地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你们见面，我们就感到平等。”［3］（p295）毛泽东还强调中国和拉丁美洲有许多共同点：“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4］(p338)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70年代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69年以前，拉丁美洲国家中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古巴，从1970年到1977年，有11个拉丁美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了实施“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中国不仅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而且也积极支持他们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他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4］（p338）他还认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是他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4页。据此，中国根据自身情况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与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并提供援助。1954年以前，新中国主要援助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1955年以后，新中国援助的国家开始面向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1964~1977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高峰期，援助金额比1950~1963年增长了近5倍。在此期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尤为迅速，20世纪60年代，中国先后与13个非洲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70年代，中国又同31个国家签订了同类协定。自1963年起，中国还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8］毛泽东还亲自拍板援建“坦赞铁路”，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本国经济、建设国家的努力。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是极为真诚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国先后同7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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