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就在于，老龄化程度会继续深化。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0%的时候，就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这时总人口结构是3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以上老人，可以想象，那时候，养老金筹集会更加困难，劳动人口的负担也会更重。杨燕绥指出，还应明确的是，以上说的5:1、3:1都是理论赡养比，实际赡养比还要低，因为劳动人口中实际上还要减去四类人口：在校生、低收入人群、失业人口及提前退休人群。 “毫无疑问，老龄化问题现实而又严峻，看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做法，养老金至少得提前25-30年准备，对于30年要跨越三个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的老龄化脚步已经在倒逼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的时间表。 ”杨燕绥强调：“这个时间表越往后推，政府为此付出的成本将会越高。 ”
杨燕绥指出，老有所养，不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还包括医疗保健、养老居住、老年护理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当下就需要为超级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公共政策到位的话，可以缓解由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杨燕绥认为，国内现行的养老政策缺乏公平性与持续性，亟待改革。拿养老金制度来说，目前，政府的表态是一个承诺和一个不承诺，一个承诺是要解决养老金的碎片化、多轨制；一个不承诺是什么时候解决暂无时间表。这里面牵涉方方面面。此外，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中，以提供养老服务与管理养老资产为主要功能的金融机构或法人集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当天的论坛上，中国老年学会风险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新沃资本主导的该专业委员会将为政府部门、涉老产业参与企业提供专业交流平台。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涉老金融炙手可热，各类机构将加快布局，探索金融与老龄产业的共赢发展之路。（本报记者 陆绮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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