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新假定框架下的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探索

经济人自利或利益最大化不再具有一般意义，获取利益的机会非对等“浮出水面”，呈现出一般性意义。不容忽视的是，劳动者也投入了风险——劳动风险，这和资本风险是一样的，但劳动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获利机会，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说，资本和劳动获取利益机会的非对等是经济活动中与生俱来的经济本能，我们很难消除这种非对等，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营造相对平等的分配机会。

第二个经济学假定是以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假定取代资源稀缺假定。如前所述，将反映自然界自然属性的资源稀缺作为经济学假定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以要用另外一个能够反映社会自然属性的假定取而代之。经济内外变量的非互补假定是指经济中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之间是相互对立或相互冲突的假定，认识和掌握它们的存在和隐含性质以及它们在对立与冲突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规律决定的变量均是内生变量，它主要是靠市场的内在机理自发形成的；经济规律以外决定的变量均是外生变量，它主要是靠市场之外的组织人为形成的。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劳动力结构和供求关系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内生变量，政府干预、社会组织指导、劳资协商谈判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外生变量。外生变量是与内生变量共生共存的，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们都有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欲望，他们为解决主观世界感受到的问题而改变着客观世界，但当他们认识世界和掌握经济规律的能力无法使主客观世界达到相符程度时（这已成为常态），他们干预经济的行动就会失败，在这一状态下，内外生变量的非互补也就成为必然和与生俱来。由此，我们把影响经济趋势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假设为相互排斥和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没有把它们假设为相互统一和相互融合的关系。经济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非互补是经济社会的一个恒定经济现象，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制的国家都会受到这种非互补的影响与干扰，使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中的问题、矛盾和危机时经常“一筹莫展”。外生变量也是社会意志或组织意志的体现，这里仍然将其纳入经济学假定，是因为它和内生变量具有不可分割性。

外生变量系统中有三类变量在发挥大小不同的作用。一是弱变量——企业和员工（内生变量的延续，但作用发挥是外在的，如企业劳资谈判确定的工资增长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延续，但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就演变为外生变量）；二是弱强变量——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指导性作用）；三是强变量——政府组织。政府改变内生变量的作用是最强的，这源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功能。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运用强制性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命令手段管理经济活动，当它能够准确找到它与市场的边界以及企业的边界时，它就不会错误地干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中的弱变量，反之，它就会频频失误、屡犯错误，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在我国的宏观经济领域，外生变量常常起主导作用，这在强化了其自身功能的同时，弱化了内生变量作用的发挥，再加上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本身各有缺陷，经济运行不断出现各种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经济是由内外变量共同制约的，而内外变量之间又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成本研究市场、企业、政府的功能，对市场机制作用、政府职能目标以及企业经营行为进行了界定。科斯早在1937年开创性地发表《企业的性质》的论文，首次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以此分析了企业的存在不是分工所致，而是它能够减少市场交易成本；张五常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成本的概念，阐明了政府发挥作用的边界；诺斯令人折服地提出减少制度成本，经济才能增长的观点（1977），他由此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交易成本或制度成本分析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就是市场、企业和政府必要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分水岭”。

人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市场做不了的，交由政府做，政府只能管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什么是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由谁来判断哪些事是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市场做不了和做不好的，政府就能做的了和做的好吗？在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完善，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与制度规定也很完备，但为什么社会与经济运行还经常被危机所困扰？这只能有一种解释，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市场也会有“失灵”；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政府也会“无所适从”。不管政府能否管好市场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政府都要管，这是它管理国家的职能所在，这恰恰说明市场和政府所集中代表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是无法互补的。基于这个假定，决定什么是市场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以及政府在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时什么是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也就只能以如何降低替代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及管理成本为标准和依据。

第三个经济学假定是以公私实质产权的非契约假定取代保护私有产权假定。为什么要保护产权，因为它易受损害；为什么产权易受损害，因为没有实质性地签订契约（形式上签订了契约）。西方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契约经济学理论，该理论是在现代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相结合基础上开展研究的。但产权-契约理论研究的范畴主要是私有资本产权问题，对国有资本产权以及劳动产权并未主要提及。本文提出的产权，包括公有产权、组织私有产权、个人私有产权，或资本产权和劳动产权。经济契约或经济合同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如此，本文为什么又提出“非契约”——这个看似不切实际的问题呢？因为产权契约的签订只是确立了产权的社会关系，证明产权签约人之间可以交易或发生关系了，但这是产权的形式关系，它不能表明产权实质契约关系的形成，如委托-代理关系、劳动合同，它们的形式容易受到关注，但执行却往往容易被疏忽而受到侵害。当事人之间经常违约而无法使契约得以正常履行，包括：故意违约、异议违约、监督缺失违约甚至是无故违约，也就无法保证产权不被产权当事人所侵占和损害或共同侵占和共同损害，甚至被非产权当事人所侵占和损害或共同侵占和共同损害。无论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在经济活动中不会受到契约概念的完全和有效的约束，也就是公私产权的非契约化，这在我国更为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