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明的崩溃和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的建构，是当下中国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对于小说创作而言，这一状况既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选择的多种可能，同时也带来了对世事认知的困顿、迷茫和难以穿透的难题。因此，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没有一个整体性可供概括——这仍然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但是，这一年名家作品集中出版，不同的路数、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讲述方式，在证明中国作家长篇小说讲述能力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文化共同体，是指在同一核心价值观念的约束和引导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记忆、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拥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传统文学写作的接受者或读者。这些读者是不同作家的“粉丝”，他们也是作家讲述潜在的倾听者。2013年长篇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整体结构上的转型。或者说，过去以乡土题材作为主流的创作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城市题材近年来在中、短篇领域非常普遍，2013年，逐渐在长篇小说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乡土文学”的新收获
严格地说，贾平凹的《带灯》、韩少功的《日夜书》，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它们是以乡土为背景、表达不同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变迁的小说。《带灯》从一个女乡镇干部的视角关照了当下中国社会。通过她与崇拜者的通信，表现了一个乡村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说以真实的人和事为基础，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可读性。特别是对带灯形象的塑造，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经验。贾平凹对乡村文明的崩溃深怀感伤，但在感伤中也寄予了他微茫的理想。小说不变的是贾平凹的文人情怀和趣味，“贾氏风格”一目了然。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富有思想能力和文体实验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书》书写的是他同代人——几位50后知青的命运。这应该是一部最具时代气息的小说。作品的核心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从知青到“后知青”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虽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却有不同的选择和命运。但一代人的日日夜夜，都不免荒诞并带有悲剧意味。因此，这是50后的一曲挽歌。小说叙述上质朴平实，与韩少功以前作品相比，显然多了亲和性。
当下中国乡村的“空心化”以及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各种资讯里已经耳熟能详，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后果之一。这个后果还在变化中，它究竟会走向哪里没有人能够预期。如果说这个笼而统之的判断还过于抽象的话，那么，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听到了它的回响。凡一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就是这样的作品。作者把一个本来可以宏大叙事的题材，通过谋杀和侦探的方式表达出来，非常有想象力。作家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乡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化的问题。人物也不仅仅是用好人或坏人的判断就可以简单地说明白的。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着远要复杂的现实和人性，有着对当下乡村中国世道人心的深刻表达。
新文明视野下的城市生活
余华的《第七天》、苏童的《黄雀记》、陈希我的《移民》等，也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学”。但是，这些作品与新文明的兴起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没有多种文明元素集中在当下城市，这些小说是不可能写就的。如果没有这个大变动过程中的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的现实，这些作品就是无源之水。
余华的《第七天》发表后，褒贬不一。这部小说通过一个魂灵的讲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小说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有很多社会新闻的热点，与现实保持着切近关系。作家应该关注现实，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但如何面对和书写现实，也是作家绕不开的共同难题。如果说在其他资讯里可以实现和完成的现实报告，文学就应另辟蹊径。作家应该坚持其他形式难以或不能完成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创作。但是余华要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的初衷并没有错。而且他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一个时代的荒诞呈现出来，也是需要胆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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