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新的变化
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军队搞军民一体化最积极。在这方面，美国跑在前头，英国、德国、日本紧随其后，俄罗斯也迈出很大的步伐。在美军太平洋总部作战指挥中心大厅，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挑战就在眼前，今夜准备战斗”，在作战需求牵引下，美国加快推进武器装备研发制造的军民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也加快改革和融合：一方面改革指挥体制，把原先的11级指挥体系精简为联合战略司令部、战役司令部和旅的3级指挥体制；另一方面进行军队社会化改革，把后勤部与国防部装备总局合并为物资技术保障机构，将277个后勤基地和仓库整合为34个保障基地，实施通用后勤保障。
历史发展一再表明，科技创新对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具有先导性作用。新技术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相继发生后则出现了一个全新变化，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在第二次浪潮的年代，美国的军事技术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并将一个个革新推广到民用经济中去。今天，角色颠倒过来了，第三次浪潮经济节奏加快，民用部门的技术突破更快，并向国防工业推广。”基于这种变化，美国等世界新军事变革先行国家已经逐渐放弃按照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产业划分的传统方法，而代之以“作战效能”的资源整合，并及时调整战斗力生成模式。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有约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到2002年已整合成为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即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门、雷神和通用动力。
一个重要的领域
当前，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已经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战略层面，特别需要打破军民界限，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各种重大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较顺畅地突破军民深度融合的瓶颈，其体系作战能力生成之所以能步入稳定、持续发展的“快车道”，国家层面的立法促进与强力助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把改革的内容、机构职责划分、权力分配、工作机制等固化到法律条文中，避免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等现象的发生，为战斗力生成扫除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必须以体制强势理顺各种涉及军民两大体系互动的诸多重大利益关系，使军民融合成为推进现代战斗力生成的强大推动器。
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涉及战略预警、战略投送、信息攻防等方面，是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关键所在。当前，西方军事强国纷纷超前部署，依托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在发展新型作战能力上不遗余力，积极抢占国际军事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2009年出版的战略规划，其新增的研究技术和项目，大都是新型作战能力建设的重点领域。比如，“国家网络靶场”“蓝色激光器”“网络跟踪计划”“快眼”计划等。俄罗斯提出“网络军控”，英国高扬“网络主权”，德国大量招募网络精英。面对日趋炽烈的新兴的作战领域的角逐，我们必须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全球的战略视角，创新战略制衡手段，发展新型战略慑止力量，努力掌握新兴作战领域的竞争主动权。在诸多新型领域中，推进信息建设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实现了这个融合，就能够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与军队信息化建设统一起来，大幅提升信息获取、信息共享、信息利用、信息对抗等能力。进一步看，以更为广阔的军民融合思路，加快新型作战力量的生成，必须积极推进军民融合由重点领域向全要素、全方位融合转变，由浅层次的军民结合向军民深度融合转变，由军民底层分散对接向军民顶层统筹设计转变，由军民单向流动向军民双向互动转变，逐步形成“军事需求主导、市场经济主供、体制机制主控、军民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特邀嘉宾 国防大学教授 姜鲁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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