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坚定理想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经典文本中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作过具体深入的论述，从中阐发了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指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而把未来社会具体情形留给后来的实践去回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出的未来社会总体特征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要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得到高度发展，但最根本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1894年1月3日，意大利卡内帕曾给恩格斯写信，请求他为即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周刊的创刊号题词，而且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伟大诗人但丁对旧纪元所作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界定。恩格斯回答说，除了从马克思和他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面的一段话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意义、最终价值指向来说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经济的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等的发展。但不管何种发展，最后都要归结为人的发展。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是由人的各种活动形成的，其发展不过是人的各方面发展的反映和表现；而且，社会发展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因此，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就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论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还是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抑或是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等，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开了这一总目标，各种发展就失去了根本的意义和价值。

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果最终都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反映，其成败得失也最后只能由人的发展状况来检验。人的发展作为一种综合状态，集中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状况：其一，人的发展的总体状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步状况。人的生存、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和实现程度，而人的发展也总是通过利益的维护和肯定而得以实现的。只有当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人的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利益被维护到什么程度，人的发展也就达到什么程度。所以，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其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如人的自主程度、需要的满足程度、能力的发展程度、素质的提高程度、社会关系的扩展程度等，均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人正是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中来获取自己发展的全面性，根本不可能在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中来寻求这样的全面性。其三，人的发展的快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快慢。人的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均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在传统社会，人的发展之所以缓慢，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文明水平不高。而在未来社会，人的发展之所以能取得长足的进展，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显著提高。

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未来社会，研究社会发展，始终是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联系在一起的。追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正是这样的社会理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以及未来社会的探讨必然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对人的现实生活及其发展予以特别关注。探讨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人的解放的途径。人之所以要改变现实世界，促进社会发展，为的是改变人的现有生存状态，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以充分发展和实现；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也就体现在它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社会条件，保障人的价值能够得到正常实现，促进人的发展。因此，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交融在一起的。由于人的发展需要是多方面的，因而为满足需要的社会发展不单纯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建设。

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解决好人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即“每个人”发展与“一切人”发展的关系。

首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发展。假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受到阻碍和限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近代以来，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公开主张人类自由、平等、解放，并将其作为思想旗帜。他们虽然也提出了个人自由发展的问题，但真正的着眼点不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尤其不是劳动者个人的发展，而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他们往往是打着“人类”的旗号，掩饰其本阶级的真实意图。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强调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在这里，个人显然不是像以往社会那样作为阶级成员而存在的，而是作为摆脱阶级对立的个人而存在的；一切人的发展即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彼此和谐发展；社会成员间消除了旧的社会分工、消灭了三大差别，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和社会的需要来自由地发展。同时，每个人的发展应当成为其他人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够有助于其他人的发展，而不应成为其他人发展的障碍。人人都要为维护自由而负责。

其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通过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是以社会的发展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为前提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条件和可能。不过，并不是任何形式的集体都可以实现个人自由，只有真正的集体才有助于实现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以代表“普遍利益”为幌子的“虚假的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只属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于被统治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共同体完全是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而与之对立的。而在未来社会真实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中，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消除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因而个人与共同体之间这种异化和对立的关系也随之消除。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为消灭剥削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每个人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不是作为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作为社会的个人，每个人都是平等、自由的；另一方面，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各种条件置于全社会的调控之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联合体内获得充分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而实现其自由。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总的方向上离不开人类整体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因而社会的每一进步，对人来说都具有解放的意义。然而，人的自由发展既依赖于社会发展，同时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人固然不可能离开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来寻求自由发展，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能动选择的重要性和主体性发挥的必要性。对发展的自觉程度如何，对现实可能性的认识如何，对条件的利用如何，以及努力的程度如何，都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具体发展状况。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和环境中，有的人发展快，有的人发展慢，原因就在于此。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发展来说，道理也是完全一样的。

在实际工作中，要顺利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当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这样两个关系问题：

一是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事业成功的权利，但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离开责任的自由或离开自由的责任，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责任，二者应该是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非理性行为的出现往往表现为自由与责任的背离：要自由就不顾及责任。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些人借口恢复和发展人的自由，将自由的权利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却从未想过自由权利的背后还是一种责任，这就必然导致行为的失范。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些人在处理责、权、利三者关系时，更多看重的是“权”和“利”，而对其“责”则并未给予高度的重视，因而对于利益的满足和个人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履行其责任，而是依仗职权、违反其基本职业道德准则实现的。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利益的天平自然是向着个人倾斜，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成了牺牲品。因此，健康的自由发展，必须要求强化“责任伦理”。

二是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自由发展不可能离开社会关系，不可能离开由一定社会关系体系所组成的社会秩序。自由的实现决不能以牺牲秩序为代价；相反，只有维持良好的秩序才能为之提供可靠的保障，并为自由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压抑人的自由权利是可怕的，只强调个人权利而损害别人的权利，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则更为可怕。因为这样发展的结果，带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的无序。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不过是天方夜谭。因此，每个人在发展自己的自由时，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不能妨害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对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来说也是一种自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