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既合作又斗争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与现有大国相处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从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经验看，大凡后进国崛起，往往会受到原有强权的遏制，而后进国也往往会主动向原有强权发起挑战。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或民族复兴过程中，显然不能走历史上大国关系的老路，尤其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相处，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甚至会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走向。中美必须开创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强调中美双方的不对抗与合作，并不意味着中方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对美国妥协和退让，不对抗也不意味着没有斗争。无论是面对哪个大国，中国政府一定会坚定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等国家核心利益。
由此可以预见，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矛盾与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而解决双方的矛盾与分歧，既要合作，也要斗争。在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追求双方都能认可的合作，会成为中美两国外交界之间的常态。
建立更加完善和反应更加快捷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对内和对外双重职能，但很明显，相较于内部的安全问题和各种突发事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安全问题更为突出，也更为复杂。既有来自周边国家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也有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有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即使是国内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外部势力的因素。这就要求这样一个部门协调各方面力量，全方位地应对来自各个领域的安全威胁，最大限度保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这对于今后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对我国现有体制的创新，同时也是与国际社会接轨。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均已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如美国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设立了隶属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有关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机构的信息并向总统提出建议。国家安全顾问与总统和国务卿一起，成为战后美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的政治职位；英国基本上是仿照美国，建立了本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则是建立了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联邦安全会议。其中，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突出，战后美国重大对外决策，几乎都能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子。
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会借鉴其他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它将是一个高层次、涵盖国家主要职能部门，能够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和危机进行应对与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战略思想，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战略思想的继承，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国际形势下，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做出的必要调整，并将在日后的外交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史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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