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但同时,我们的发展也带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农民在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市民待遇。他们在工作报酬、医疗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以及未来的养老等多方面与市民的差距较大。其二,我们在过去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城市空间的扩张,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权益,由此引发了多起群体事件。所以,《规划》指出,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汪玉凯指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应该如何最大程度避免“人为造城”、“千城一面”的现象。过去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和文化条件,冲动机械地去推动城镇的发展,尤其是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政绩,忽视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性,最后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硬伤。当前,我们在提倡“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依旧有些领导干部,冲动行事,不考虑城市自身科技条件,一窝蜂推进发展。
最后,汪玉凯指出,《规划》的发布为我国今后新型城镇化发展勾画了重要的战略蓝图,对城镇化的发展做好了“顶层设计”。《规划》出台之后,更重要的是各地如何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发展条件,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积极稳妥地去贯彻落实。他强调,新型城镇化应做好解决好农民市民化的历史遗留问题,《规划》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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