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
为何请辞？
章开沅说，他曾多次呼吁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但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在观望，还没有进入状态”。
一个更大的背景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选与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新一轮改革的呼声，我怎么响应呢？最简单的就是从我自己做起。”在章开沅看来，国家制订学术头衔终身制，本意是想让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现在却本末倒置，追求学术地位的人比钻研学术的人多得多，高校学术发展深受其害。学术头衔终身制把高校变成了一座围城，走进这座围城，就等于拥有高待遇、高津贴。
2013年，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用巨额资金包装自己参选院士一事被曝光，引发了全社会对“至高荣誉”背后附加巨大利益的追问。
章开沅有两位外国朋友都是院士，一位是法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巴士蒂，另一位是日本学术院院士、京都大学教授岛田虔次。
在评上院士之后，章开沅曾半开玩笑地问巴士蒂：“当上院士有什么好处？”巴士蒂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当然有，有一套院士服。”
而岛田虔次评上院士之后，他的收入没有增加，房子也还是以前的房子。
章开沅在台湾讲学时，结识了著名华人科学家李远哲。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获得的特殊待遇就是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
章开沅呼唤院士、资深教授们形成一种共识：到了年龄干不动了，就主动退位让贤，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年轻人，让院士退休制度化、常态化。
章开沅说，现今的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上的不公平，“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的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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