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企业主与资本家

海德格尔说：真正的“时代课题”只有一个，只有抓住“唯一课题”的人才算是思想家，而其余的，虽然也号称思想家，实际上都只是芸芸众生罢了。

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唯一课题，他不仅发明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性理解艾瑞克·霍布斯邦说：“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资本的年代》，（导言）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而且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张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差异关系，区分了原始积累、剩余价值积累和剥夺性积累这三种不同的资本积累方式。马克思上述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发表之后，迄今为止进行的各种分门别类的研究，都不过是对马克思“资本”学说的补充罢了。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冥思苦想而不能解决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经济学派，却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以为：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是亚当·斯密，其杰出继承者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开创了信用经济学的则是“货币供应学派”，它主要的代表人物乃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只不过是描述了工业革命时代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即《资本论》讲述的无非是工厂内部的剩余价值剥削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不过就是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纺织厂，他对于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和市场扩张根本一无所知，因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已经属于陈旧的知识了。

造成这种致命误解的原因，有客观的，当然也有主观的，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说，尽管世界上第一流的资本家索罗斯一直把马克思当作“知心人”，把《资本论》当作资本投资活动的“秘籍”来看待，但是，一旦马克思博士被贴上“工人阶级代言人”的政治标签，那么，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就必然会出现：一方面是一般的工人阶级成员实际上根本读不懂马克思的书；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天生就看不起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天然地反感马克思，就像他们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反感工人阶级一样，因为他们总是想当然以为，马克思说到底只是一个不知所云的“工人代表”，无论如何不过就是个头脑偏执的书生，因此，他的发言终归是谬误，其中绝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以汲取。

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的某一节甚至某个段落，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的某一节”也没读过）。对时间和精力都十分有限的现代人来说，《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足以把他们折磨得精神厌倦、疲惫不堪了，如果还能有余力去翻翻“作为思想过渡”的第二卷，那已实属不易，实际上，绝大多数马克思的读者都没有认真研究过《资本论》第三卷，因为那足以让他们精神崩溃。

伟大的戏剧都是从序幕开始的，但是，序幕还远不是高潮。马克思如果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的书写得实在是太长了，他的思想太过深邃——马克思忘记了人们往往都不是有耐心的读者，忘记了大多数“非音乐的耳朵”的存在。马克思的观众经常在戏剧的第一幕结束后都已经退场离去，因为他们以为戏剧已经结束了，而并不知道：真正的大戏还没有开场。

实际上，《资本论》第一卷只不过是个入门教材而已，马克思自己早就这样说过：那不过是对此前知识的一个总结，是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综述而已。“万事开头难”，《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中虽然包含着极其深邃的视野，但是，这种视野还并没有真正展开。而经过《资本论》第二卷的过渡，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方才真正开始论述什么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实际上是《资本论》第三卷。对于经济学而言，它既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所谓崭新的开端，当然是说它与此前的政治经济学论述都不同。所谓基本框架，则是指此后关于“资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关于“虚拟资本”、关于银行与货币、关于资本过剩与“全球扩张”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已经包含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本论》的第三卷既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同时也终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前或之后，对于“资本”和“资本家”的含义一直众说纷纭，但是所有的理解都不可能超越马克思。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者说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力”才能实现的资本——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马克思，均是经过恩格斯阐释的马克思，但是，恩格斯所阐释的绝不是马克思的全部。

恩格斯之所以会对“资本”作出如此狭隘的理解，或许与恩格斯自己就是个杰出的企业主有关，即与恩格斯这个“马克思思想接受者”的身份、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先天教养”方面的另一个不同还在于，他不是犹太人，他对于“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没有震惊，对于生产领域受社会再生产的法则支配这一点没有震惊。恩格斯紧紧抓住了生产与交换的扩大这个问题，而对于资本借助信用机制而实现的大规模扩张，并没有马克思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透彻认识。人们常说：犹太人是天生的资本家。但是，人们却又经常忘记：并不是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企业家，而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恩格斯是优秀的“企业家”，当然，罗伯特·欧文也是，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即马克思所谓利用社会信用投资放债、“空手套白狼”的“资本家”，实际上，他们也因此格外地反对乃至痛恨真正的资本家那种“买空卖空”的行径。企业家要为生产提供和筹集资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参与生产与销售的活动，并始终承担着市场的压力，他们的活动始终与商品和劳动力的活动相联系，而不是与“抽象的价值增殖”，即所谓“空”的买卖相联系；但是，“资本家”就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所谓资本家，充其量不过是企业家的“合伙人”，简而言之就是那些利用信用机制进行投资的人，“精明的企业家可以通过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买空’（as a bull），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卖空’（as a bear）而挣钱”［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3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不过就是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资本家是以信用机制为依托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们只是“企业家”而已。而且，只有当企业家把商品和货币当作“可增殖的抽象价值”（资本）来投资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资本家唯一关心的，是“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而绝不是生产和产品的使用价值；“可增殖的抽象价值”固然可以是商品和劳动力，可以是贵金属货币，但也可以是一张纸——债券和股票。一个企业家，他要使资本增殖，就需要应付市场和生产的压力，需要处心积虑剥削剩余价值，甚至还要发扬“新教伦理”，即把节俭和吝啬当作美德，可见，做一个企业家是有代价的，因此，这就绝不是资本家的理想状态，也绝不是真正的资本家所向往的。

真正的资本家，他的理想其实就是:精明地利用社会信用体系而获利，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获得巨额收益。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并不一定是“人”，它完全可以是个信用机构，即“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银行也是资本家。

因此，资本活动的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更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是追求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资本扩张规模的增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活动绝不可能被局限在生产和实体经济领域之内。

可见，现实资本的活动是十分有限的。无论恩格斯对于现实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行为怎样的义愤填膺，他也只是看到了资本活动的表面现象，因为“现实资本”充其量只是资本活动的一个部分。如果资本仅仅是或仅仅表现为“现实资本”，如果差别只存在于工厂内部的“劳资之间”，而不是广泛地存在于全世界的“发展不平衡”中，那么，资本扩张就只能局限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就只能局限在工厂乃至发达国家的工厂和市场范围之内，它就不能跨越时空，实现“脱域”，它也不能以全世界为舞台，向着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扩张。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最简单地说，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而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盈利，这是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社会信用最直接的尺度。但是，把某一种货币如美元确立为“唯一的”一般等价物，确立为世界中心货币，并让它来支配全世界的生产与交换，这却绝不是凭借一国、一地的生产和交换能力所能达到、所能实现的，这也绝不是人们在社会交换活动中约定俗成的“习惯”之结果；那种唯一的、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货币，正如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国际信用机制一样，是强制的结果，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民族统治的表现与产物，它强制性地决定着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为谁生产，在资本投资机制的强制面前，全世界的企业家和劳动者的地位根本就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