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如何解读这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的六项重要任务?
许宏强:六大试点任务的总体思路,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精神,结合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情况,整合已有的开放政策和资源。
比如,各类园区协同开放问题。如今我国已有很多园区,都是根据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和需求而设立的,比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但在现阶段,一些试验区的功能和政策必须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此次试点地区六大任务中的第二点就是“探索形成各类开发区(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协同整合也将更加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型态发展。
在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方面也是如此。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需要更高水平的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通过协同发展,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合作新方式。
我们看到,六大试点任务中,体制机制创新被置于突出位置。今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充分有效地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体制机制的创新,对促进市场经济活力,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王海峰:体制机制创新的理念贯穿在了这六项任务之中。如果说,过去的改革试点更多地体现在向国家要优惠政策,那么,今后体制机制的改革则主要是靠自我创新。
具体来看六大任务中的几项。第一项任务是“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其核心仍是负面清单加政府监管的问题。其中,负面清单只是由头,政府监管才是核心。今后政府监管应该采用“宽进细管”的方式,通过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互联网+”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信息披露,来进行有效监管。
第三项任务是“探索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既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引进来’,又要探索更好地‘走出去’”。在“引进来”方面,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通过多双边的投资协定、贸易协定、金融协定等,旨在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引资的市场环境,通过将自身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创新环境做强做好,来招商引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我们还需要“走出去”。而“走出去”需要面临的问题,一是要了解国际市场,二是要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和支撑,今后希望企业之间能够以一种联盟的形式,抱团“走出去”。
而基于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有利环境的层面考虑,对于以美国为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建议今后我国应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以各种形式主动地参与。可以考虑以“引资成员”的方式加入其中。
第五项任务是“探索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侧重于金融、服务企业走出去”。如果说,我国服务贸易是滞后于货物贸易的话,那么,金融则是滞后于整个服务贸易。此次在六大任务中重点提出金融领域,具有非凡的意义。从金融领域的改革来看,金融实际的推进速度要快于市场预期。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最终还是要体现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力上。经济竞争力是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大竞争力的结合。今后,技术方面应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力,金融领域则需要通过开放改革来提升竞争力。
第三批自贸区进程或将推迟
有望形成“4+12+X”开放新格局
《中国发展观察》: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的先行获批,是否会影响第三批自贸区的进程?
陈耀: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程有可能会因此而推迟。自今年全国“两会”后,全国各地对于第三批自贸区的申报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从此次中央决策层意图来看,今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取代自贸试验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从改革角度来讲,如果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的改革能够顺利推向纵深,对于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需求将不再特别大。
李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将不会影响到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和目标均不同,也是实验内容完全不同的两种试验类型,因此不存在相互影响。况且今后,如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推进顺利,将为扩大开放、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好的氛围,亦将更加有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发展。
卢进勇:过去众多业内专家学者预测,今年上半年,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会落地。但是现在国家却推出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报过于激烈所致。也因此,我预测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程很可能将推迟或暂缓,但不会完全取消。至于推迟的原因,一是由于竞争太激烈,二是国家层面可能也希望再多给前两批的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些时间,使其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进行锻炼和试验。
《中国发展观察》:当前我国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领域仍面临不少障碍。今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在推进过程中,应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陈耀:当前,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领域我们仍面临三大障碍:
首先,现行的体制机制无法很好地适应开放的大环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完全理顺。在不少国外眼光看来,中国政府这只“手”的力量过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过大,与国际层面的通行做法仍有不小的距离。今后我国在市场化程度方面仍须进一步推进。
其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走出去”的不平衡问题。当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包括“走出去”战略下,绝大多数仍是国有经济、国有投资走在最前面。从国际经验来看,今后我们应更多地释放社会资本,鼓励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去”。我们也看到,当前,民营企业在国际上的投资,仍主要集中在政治环境较稳定的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则很少。
第三,开放与监管的平衡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大,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也存在一定风险。而目前,我国的开放程度与监管能力仍不匹配。今后应加强监管,完善开放与监管间的相互平衡。
许宏强:今后该试点在推进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要权责分明,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给予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必要授权。
第二,加强政策措施之间以及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既包括地方政府协调一致,也包括中央各部委的协调一致。我们看到,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与开放基础不尽相同,同时,在政府行政管理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观念、管理方式及习惯等方面亦有所差别。未来,需要中央政府加强指导,重点加强各试点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特别是对外开放薄弱的地区,应进一步加大包括对外开放观念的转变以及行政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力度。
第三,要积极贯彻与国家级重大战略的对接,包括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的对接,充分发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对其周边和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卢进勇:今后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应重点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要注意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地区与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其次,要注意12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与未来政府管理体制方面的目标与体制相结合,即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应发挥其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要注意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应注意和改善政策的波动性问题。二是应着力改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滞后性问题。过去,由于审批过于繁杂,我们没能很好地做到为企业“松绑”,因此今后在此方面我们须格外注意并改善。
此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的目标是要在两年之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相关经验。就目前来看,不妨预测未来国家可能将计划形成一种“梯度式”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试点地区由4个到12个再到更多,最后推广到全国。
过去最早我国设立有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5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4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即“5+14+100”的开放格局。今后,我们将可能采取“4+12+X”模式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梯度式”新格局。(记者?张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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