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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毫不動搖”意味深長

記者：“兩個毫不動搖”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命題，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有何深意？

高波：黨的十六大提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命題。“兩個毫不動搖”的提出，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表明了黨和政府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心。

關於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爭論由來已久。一些觀點認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彼此對立的，國有企業不退出，民營企業就發展不了，這種觀點有失偏頗。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誰取代誰的問題，也不是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誰退誰進的問題，而應該是如何促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問題，以及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形成產業配套和優勢互補的問題。

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為我們如何促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指明了方向。在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當前解決中國種種經濟問題的關鍵。我們應該不斷完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打破行政壟斷，破除產業壁壘，放寬准入條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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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創新驅動的基本路徑

記者：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明確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為什麼？

高波：當前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與面臨的現實困境必然要求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並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體現了黨對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有利於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有利於集中全國力量，“促進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綜合集成，把全社會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創新發展上來”。

以制造業為例，作為制造業大國，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制造業憑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斷降低的交易成本優勢，在優良的基礎設施支持下，以貼牌代工或加工貿易的方式，融入由國際大買家或跨國公司所主導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GVC）的生產分工體系，推動了中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區工業化水平的提高。然而，這種定位於“GVC底部”的增長戰略正面臨著來自內外部的嚴重挑戰。價值鏈高端的跨國公司的俘獲、控制和盤剝，其他發展中國家以更低成本加入激烈的國際競爭，迫使中國推進全球價值鏈攀升和產業升級。無論是攀升全球價值鏈，還是推動產業升級都離不開創新驅動，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演變實際上也是中國創新實力不斷提升的過程。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基本途徑：首先，通過培育知識資本推動創新。知識資本是企業或其他組織從自主性生產、投資的動機出發，進行有意識地研究開發活動的結果。知識資本是企業或其他組織從自主性生產投資的動機出發，進行有意識地研究開發活動的結果。知識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經歷了從規模物質生產到設計和使用技術，從加工處理資源到加工處理信息，從應用自然能源到應用知識、思想的轉變。隨著這種轉變的發生，決定經濟行為的基礎性機制由規模收益遞減轉向規模收益遞增。

其次，通過政府支持推動創新。根據行為主體的不同，研究與開發可以由政府部門提供支持或者私人部門投資開發進行。當然不排除它們之間的聯合行動。政府部門資助的R&D，基本上在大學或專門研究機構中進行，開發的成果多數具有基礎意義或者某一領域中的普通實用性。這方面的研究一般持續周期長、不確定因素多、風險大，需要長期的、大規模投入，所以私人企業不願意、也無力從事。但是從整個社會的知識結構或創新的科學基礎來看，政府部門支持研究與開發活動是向導性的，對於國家和企業是不可缺少的。此外，技術上的創新也要靠國家稅收政策和市場競爭來解決。此外，還要加強集官產學研於一體的創新體系建設。

再次，通過技術引進引導創新。各種形式的技術轉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從歷史上來看，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其工業化的過程中，都首先經歷了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階段，並通過技術引進獲得經濟發展的動力。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研發能力來看，通過引進的方式實現技術進步也是一條較經濟可行的辦法。由於發展中國家獨立地獲取技術所花費的代價要遠比從別國引進成熟的同類技術高，所以，通過引進可以大量節約研發時間和資金投入。事實上，發展中國家不僅可以通過技術轉移獲得了必要的生產能力，而且通過將先進技術與低的勞動力成本相結合，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形成強大的競爭力，並獲得自主的持續技術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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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發展

解決“三農”問題

記者：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十八大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這種變化有何寓意？

高波：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變化，體現了通過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來實現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思路。

據統計，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與發達國家或其他發展中國家城鎮化比較之后，可以發現中國具有一些獨特的城鎮化現象，比如中國的城鎮數量眾多而城鎮人口不足，不能有效利用城鎮集聚經濟﹔中國的城鎮化專業程度不夠，大多數城鎮都鼓勵發展門類繁多的制造業﹔移民融入城鎮社會較為困難，移民是暫時性的或“候鳥式”的，從根本上抑制了基於鄉—城人口流動的城鎮化進程﹔中國城鎮在治理機制上不注重服務職能，城鎮管理者的精力更多集中在經濟增長上，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功能關注不夠。

城鎮化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針對中國獨特的城鎮化現象，確定城鎮化政策取向：實現農村城鎮化和城鎮現代化的統一，農村城鎮化的核心是突出城鎮功能，城鎮現代化要素則要向農村擴展和輻射﹔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需著重考慮減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和諧社會建設、防止城鎮貧民窟蔓延、避免過度擁擠的“大城市病”四個方面的政策﹔消除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的障礙，使移民有資格享受城鎮的公共服務、信貸、住房、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教育和就業培訓，鼓勵移民從低產出的農業轉向高生產率的城鎮工作﹔鼓勵有效的土地利用和減小城鎮蔓延，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保護農業用地和綠色空間的正確激勵，同時避免無序利用和任意擴大城鎮范圍。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向傳統農業供應新的生產要素，關鍵取決於推廣現代農業要素的投資收益率。而就實踐來看，農業現代化包括了促進農業技術進步、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改變農業生產結構、創新農業生產組織方式、實施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等豐富內容。實行農業現代化乃至解決“三農”問題，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基礎上，還要注意三個方面：一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變革﹔二是要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和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三是制度改革，主要關注的是戶籍制度改革、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鄉鎮機構改革以及鄉村治理模式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