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未來趨勢 把握機遇挑戰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楊訪談錄

在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黨的十八大報告深刻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十年來黨領導中國發展建設的經驗與啟示，勾畫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藍圖。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准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二○二○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這是基於對當下和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經濟趨勢的科學研判與把握而作出的戰略部署，我們必須深入領會。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楊近日來皖出席 “長三角地區產業發展論壇”，筆者在與會期間就如何認知未來國內外經濟趨勢問題專訪了他。

宋宏：黨的十八大對我國經濟未來發展指明了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這是基於對當下和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外經濟趨勢的科學研判與把握。如何認知這一趨勢，從而理解黨中央的部署，是人們所關注的問題。我想請教您，怎樣明晰今后經濟趨勢？

李楊：我從金融的角度來研究經濟趨勢，認為我們未來需要注意五個經濟現象：從國際層面看有經濟減速、全球經濟危機長期化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從國內層面說有人口結構發生趨勢性轉折和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一、國際經濟處於大調整大變革態勢

李楊：從國際層面上觀察，第一個現象是經濟減速。此次危機爆發前的20年間，世界發生了一個300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經歷長期增長的好時光。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總體平穩，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出現跳躍性增長，拉美國家也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經濟快速增長，非洲各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也開始縮小，這在非洲國家獨立以來從未發生過。東亞地區的增長表現尤其令人矚目，以至於學者評價說“亞洲經濟體快速的現代化是可以與經濟史上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相提並論的最重要發展之一。 ”促成這個發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隻要制定了合適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發達經濟體有著更快的增長潛力。因為，他們不必自己去開發而是從國外引進技術。他們可以輕易通過將農業中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轉移到以出口為導向的、使用進口技術的制造業，來全面提高生產率。

然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結構性減速已經發生。可以認為，此次危機標志著全球增長奇跡的結束。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首先是發達經濟體全體進一步減速並陷入債務危機的泥沼，繼之，新興經濟體總體開始減速。 “金磚國家”去年以來的經濟下行表現可為明証。分析新興經濟體經濟減速的基本原因，可以看到：一是未充分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終將耗竭，工資成本終會上升。二是制造業就業率達到峰值，經濟增長開始越來越多地依賴服務業部門的發展，而后者的勞動生產率普遍低於制造業。三是過去投資留下了大量的資本存量，更多的資本存量意味著更多的折舊，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儲蓄來彌補。但是，20余年來一直處於上升的儲蓄率現在卻開始下降了。四是隨著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接近科技前沿，他們必須從依賴技術進口轉向自主創新。但這一轉變殊非易事。由於世界環境和國內原因，中國經濟減速將是必須面對的現象，它的主要金融后果就是連續數十年不斷增長的國民儲蓄率可能下降，居民、企業和政府皆然，並由此引致一系列金融態勢變化。

宋宏：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態勢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無疑具有深刻影響。這次經濟危機仍在持續，較之以往危機兩三年即從衰退轉向復蘇的情況有極大不同。對此應該怎麼認識？

李楊：這次危機短期內難以恢復，全球經濟危機長期化，是需要注意的第二個現象。此次全球經濟危機，集中反映出發達經濟體多年來在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和財政結構等各個層面存在嚴重扭曲。然而，迄今為止，造成危機的“舊患未除”：（1）實體經濟領域中過低的國民儲蓄率，過高的消費和福利﹔（2）金融領域中的過度杠杆化﹔（3）財政領域中過高的財政赤字率和政府債務率﹔（4）除了造成危機的“舊患未除”，2007年以來各國和國際組織治理危機的調控措施又使得 “新憂又至”，5年多來，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各國和國際組織均採用了大量非常規的刺激政策。這些政策或有短期阻止危機急劇下瀉的作用，但客觀上也有延緩經濟恢復，損害經濟長期發展基礎的負作用。如今，這些負作用，如過多的貨幣供應、政府債台高筑、鬆懈的市場紀律以及社會騷動等，已開始顯露。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了兩難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機，他們必須在實體經濟、金融和財政等多層面上動大手術。但是，治理債務問題的任何舉措，都將嚴重拖累其經濟恢復的進程。這使得危機的恢復過程具有了長期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說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恢復還需很長時間，那麼，包括我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轉型同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根本上取決於我們能否比發達經濟體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質量，實現國內經濟的轉型。顯然，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新興經濟體而言，機遇與挑戰並存，具體地說就是外需基本不可依賴，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全球經濟危機的不斷深化，一方面迫使發達經濟體致力於平衡其對外賬戶，一方面促使中國之類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減少其對外需的依賴。綜合結果是：中國結構性外部失衡正在逐漸消失。外部失衡的消失並不只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功勞，企業利潤下降、全社會投資意願下降、外部經濟環境趨惡均有所貢獻。經常項目順差的縮小反映的是中國經濟增長外部空間越來越小，拉動內需已成為保持中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應當強調，制造業轉型已為當務之急。我國低附加值制造業的擴張已近極限。它們已不足以在中長期支撐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增長。加快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向高附加值產業升級，提高其綠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勢所必然，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具核心意義。同時，理順利率、匯率等價格信號，正確引導社會投資和資源配置，是十分重要的條件。

宋宏：這也意味著經濟減速也將是一個長期化過程，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知和行動。面對這樣的機遇和挑戰，隻有依靠創新驅動、主動改革才有出路。

李楊：是的。我接著說第三個現象，這就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全球危機的持續深化顯示，全球經濟正進入長期結構調整時期。調整的實質是發動新的科技革命，並用之改變我們生產方式。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必須跟上，在一定程度上引領這個調整過程，這與我國經濟性命攸關。創新調整是“創造性破壞”。產品過剩、物價相對平穩中劇烈波動、結構性失業問題嚴重、經濟效率降低、預算赤字惡化、金融泡沫化等現象同時並存，是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中國正處於高新科技產業化並通過這一過程來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結構的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更向我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金融的改革和發展必須服務於這個戰略轉型並能解決上述問題。市場為主的優勢就是能夠讓所有的投資者在市場中表達自己的看法。這種對不同意見的容忍，使得新技術往往是在市場主導國家首先得到發展和應用。這個結論同兩次工業革命和20世紀末期信息技術革命的特征事實是相符的。因此，我們需要大力發展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