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會議時，領導們為了避免講錯話、說“不著調”的外行話，聰明之策就是講大話、講套話、講空話。空話、套話盡管不管用，但也錯不了、不會捅大婁子。無怪乎，社會上這樣評價領導們的講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而且，開會時說實話、說真話還容易得罪人、碰釘子。由此看來，拿著稿子念也是出於無奈、明哲保身的“自我保護之舉”。久而久之，拿著稿子念，也就成了一種習慣。時日長久，習慣成自然。
　　另一個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產力”的官場生態熏染之下，地方領導們的時間和精力有很多耗費在酒桌上、在飯局裡。試想一下，領導們疲於應付各種“文山會海”，還要忙於出外招商引資、迎接上級檢查。各種批文、接待和應酬已讓他們目不暇接、難以抽身。要靜下心來、定下神來讀書充電、靜心養性，琢磨講話稿怎麼寫，簡直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時間長了，他們距離書本也就越來越遠，對於分管領域的業務知識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把握。在“唯GDP至上”的執政思路之下，和招商引資、爭取上級支持相比，開會發言自然就被放在一個次要的位置。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很多情況下，地方開會的意義和目的被定位為傳達和落實中央和上級會議精神，以便安排下一步具體工作。因此，地方開會講話稿的很多內容直接從中央文件中照抄不誤，地方領導又怕領會中央意圖有誤，就一字不差地照著念。
　　現實中，很多實質性的關鍵問題、節點問題，實際上“端不到桌面上”，亦提不上“議事日程”，更不可能在大庭廣眾、眾目睽睽的會議上討論和解決。人們司空見慣的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不開會解決關鍵問題”。因此，開會講話，對於很多領導而言就是搞搞形式、走走過場而已。至於文法風格、措辭得當與否，他們也就不深究了。
　　領導們講話慣常於拿著稿子念，也是受到中國傳統古訓的影響。常言道，“言多必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論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意思都是告誡人們應該說話謹慎，否則傷害自己又傷害他人，還會招來麻煩。自古以來，人們理所當然地把這個當做儒家的一種留有余地、老成世故的行事准則。
　　依愚之見，這其實是對孔子這句話的簡單化、庸俗化理解。孔子還說：“言以忠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意思是說，言論是用來表達志節的，文法修辭是用來表達言論的。假如不發言論，誰又能知道他的志節呢？假如言論沒有文辭的修飾輔助，又怎麼可能久遠流傳呢？可見，孔子絕不是說凡事緘口不言。否則，怎能“知其志”呢？孔子認識到，大話好說，成事不易。所以才要“慎於言”。因此，孔子強調的不是“不言”，而是“慎而不嘩”、出言謹慎、要講文法修辭，要恰到好處，不要把話說得太滿。
　　語言是人們心靈的一面鏡子，也是人類最重要的溝通工具。說話和演講，是領導與下屬、民眾傳遞和交換信息、情感、態度，雙方協商、溝通並取得互信的重要過程，也是領導展示其人格魅力、積攢威望和聲譽、拉近自己與民眾距離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從古至今，良好的演講才能和溝通能力，都是社會管理者必不可缺的一項能力和素質。翻開中外歷史名人卷，從古希臘的梭倫、狄摩西尼、蘇格拉底，古羅馬的西塞羅，到近現代的丘吉爾、戴高樂、羅斯福，還有我國的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大政治家幾乎都是同時代最杰出的演說家。偉大的政治家幾乎都是天才的演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