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做客人民網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強調指出：“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採取措施推動學習活動常態化。”其中內含著兩大著力點，一個是學雷鋒活動已經上升到很重要的地位，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重視。另一個是尋找學雷鋒活動常態化的支撐和途徑，是一項重大命題和現實任務，必須抓緊抓好。
學雷鋒活動常態化的方法措施很多，力量之源也有多種，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樹立和宣傳典型是重要方式，也就是通過對模范傳承雷鋒精神的先進人物予以褒獎，通過精神的感性化、載體化達成引領社會的目的。正是由於這種方式為各方面所熟悉和認同，便有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有代表提案建議設立“雷鋒獎”，此提案引起較多社會關注，並且進入實施過程。比如，中央文明委授予郭明義、庄仕華“當代雷鋒”稱號，某種意義上就具有國家“雷鋒獎”的性質。同樣可喜的是民間公益組織和有識之士也參與到這一“立標杆”活動中來。
為什麼特別強調后一點？因為學雷鋒活動本身就是群眾性、社會性活動，要把這樣的群眾性活動引向深入，僅僅依靠政府行為是不夠的，換句話說，有些活動必須是政府行為，而有些活動則更需要民間公益組織、有識之士的積極參與。學雷鋒活動就是這樣，國家設“雷鋒獎”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與價值導向，社會公益組織參與甚至作為主體參與對道德典型的獎勵，也就是設立富於民間權威性的“雷鋒獎”，則直接體現出中國的道德生態與張揚道德的不竭動力。
就慈善活動與道德建設的特征與實現方式來講，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很大的差異，西方的政黨和政府不包攬精神和道德建設的責任，甚至次要參與者，更大的建設力量來自宗教、慈善等公益組織，來自先富階層及其道德自覺的廣大民眾。這與其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組織構成有關。我國的公益組織不發達，社會責任幾乎全部由黨和政府來承擔，特別是表現到精神大廈建設和道德價值觀的塑造方面。這同樣與中國的制度建設和社會結構有關，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具體反映在權力和資源的集中，集中的結果客觀上擠壓了社會組織的作用，再加上文化傳統的原因，人民群眾存在著強烈的官方與正統意識，因而民間道德獎勵體系一直沒有真正發展起來，很長時間裡甚至無法起到補充作用。種種原因，中國到目前為止都不具備產生“諾貝爾獎”這樣權威的非政府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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