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型“四化”有賴於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2006年的全國科技大會以后，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用15年的時間將中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個命題不論對國家的生存發展而言，還是在全球化格局下對過去發展模式的反思，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引進學習，的確加速了現代化進程，可以明顯地看到學習效應之高、學習效益之好。但是從人類歷史進步的長河來看，一定是研發效應、研發收益高於學習效應、學習收益，否則就沒有人願意做研發。從長遠利益看，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發展規律，都迫切要求我們努力創建自主創新型國家。國家競爭能力取決於城市競爭能力、企業競爭能力、技術與人才競爭能力，對於這些決定競爭能力的不同層次和內容，需要我們去發現關鍵要素，開發要素報酬的潛在價值。

我們要從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更加注重協同創新，包括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創新性工作。

四、城鄉發展一體化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

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根本要求，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中國的國情特點可以概括出許多條，但最大的國情就是人口眾多，其中農民又佔多數。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農業也就成為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從發展狀況來看，中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了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人了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

當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革，農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正面臨新的局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但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農村經濟體制尚不完善，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低，農產品市場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國家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尚不健全，農業、農村、農民工作面臨著許多發展難題。破解這些難題，必須統籌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設，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鞏固和完善惠農政策。要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放在農村，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實現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綜合起來，基本國情、發展階段、主要矛盾、突出問題決定了構建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要把經濟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不能人為地提出兩個標准、實施兩種政策、搞成兩種待遇。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其次，一體化不是一樣化，均等原則也不是平均原則，城鄉差別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有著十分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因，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表現。要消除這種差別，需要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需要農民素質與收入的極大提高。這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我們從現在起就盡力採取措施逐步縮小這一差別。農村要發展，城市也要發展﹔農業要發展，工業也要發展，但由於資源、技術、人才、資金、市場等條件不同，城鄉之間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一體化不能理解為城鄉整齊劃一、齊頭並進。黨和國家正是從各地區特別是城市與鄉村的發展不平衡性、條件差異性、資源佔有的不均等性出發，提出以城帶鄉、以工補農。這就要求城市與企業要有很強的自我發展能力與帶動力。因此，城市發展也要加快步伐。增強以城帶鄉的能力﹔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應注重提高經濟效益，增強以工補農的能力。總之，要創造出城市與鄉村在不同的起點上都又好又快發展的新局面。

五、當前要注重科學地提振投資

經濟持續發展必須提振投資。目前社會上對投資拉動短期經濟復蘇存在較大爭議。實際上，一是提振投資是短期發力的必然選擇﹔二是中國有余力提振投資，根據IMF的數據，今年中國投資的GDP佔比可能將為4778%，仍低於同期5009%的儲蓄率預估值，從儲蓄和投資對比看，投資並非太多﹔此外，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的GDP佔比預估值為13%，負債率預估值為2216%，均大幅低於國際警戒線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盡管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始終存在，但從全局看，中國財政狀況依舊良好。詳見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宏觀經濟分析師程實的《當前中國提振投資也可實現可持續發展》一文第23頁，《中經要報》2012年第42期。三是提振投資也是中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持續推進的長期需要，上述新型“四化”產生的巨大需求均離不開投資提振，而提振投資與應對結構性放緩、促進長期可持續發展並不矛盾，關鍵是改進投資結構，在投資提振的同時以多種方式促進長短期的和諧共進。

具體來說，投資的結構調整要加大對重點區域和新興產業的長期扶持，以投資促轉型﹔注重改善民生福利，加快保障房建設，提高城市基礎設施完善度﹔注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分工搭配，力求多重調控目標的集體改善﹔繼續推進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在短期風險下降的同時謀求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緩解和消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