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大學得到黨中央、中革軍委的直接關懷，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任弼時、劉伯承、鄧小平、林伯渠、董必武、瞿秋白、徐特立、謝覺哉等都曾來校做過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講演或專題報告，朱德主持過戰術講演比賽。毛澤東講課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很受學員歡迎。比如，在井岡山軍官教導隊講“什麼是革命”時，他就用“舂米”作例子。他說：舂米的一個辦法，是每人手中一根木杵，把稻谷搗成米﹔另一個辦法是用水車，水車安上木杵，水一沖，水車不停地轉，木杵就不停地舂米，這個辦法是“革”了前一個辦法的“命”，又快又好，算是進步了﹔現在又有新辦法，就是用機器碾米，機器開動起來，稻谷很快變成了米，這又是一次“革命”，又進了一步。他這樣一講，大家茅塞頓開，有人就說，“革命”就是“革”掉舊的、落后的，建立新的、進步的。白匪、軍閥、封建制度都是落后的，必須革他們的命。“革命”，一個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命題，毛澤東就這樣通俗明白地講清楚了。

紅軍大學與紅軍部隊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學校負責干部與教學人員經常與部隊輪換、交流。學校經常派人參加前線的戰斗，及時收集前線作戰的新鮮經驗，充實教學內容。有時前線軍隊干部有傷亡，學校就派學員去暫時代職，直到戰斗結束，新干部來接替為止。學校還經常組織師生到校外參加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部署的各項社會活動，如擴大紅軍、選舉運動、查田運動、春耕、秋收、慰勞紅軍等。在各項社會活動和群眾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有關領導部門、人民群眾和《紅色中華》《紅星報》等報刊的表揚。

當時中央蘇區處在敵人四面包圍險惡動蕩的環境中，由於敵人的封鎖，紅大的生活十分艱苦，缺乏鹽、布和藥。但學校的學習、生活和工作是緊張而愉悅的。紅大自力更生，自己搞生產。學校開設了軍人合作社、軍人書店，辦畜牧場、碾坊、園圃，從事農副業生產。學校辦有《紅校生活》《紅色戰場》等刊物，活躍大家的思想。學校生活絢麗多彩，很有生氣。

紅軍大學在中央蘇區辦了三期，為紅軍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干部和革命戰爭的領導骨干。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紅軍大學、彭楊步校、公略步校、特科學校合並組成干部團。1935年9月，改稱干部營。1935年11月到達陝北，與陝北的紅軍干部學校合並成立工農紅軍學校，1936年2月改名西北紅軍大學。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1936年6月1日，經中央決定，紅軍大學定名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春改為抗日軍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