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以毛澤東時期為視角考察新中國“兩個歷史時期”

毛澤東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1993年，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提出：在1956年，當我們黨在已經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徑去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麼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尤其是“經過了1989年到1991年從東歐到蘇聯的一系列劇烈的變化以后，恐怕再沒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澤東在中蘇關系問題上作出的決策”。﹝8﹞東歐劇變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時，另辟蹊徑的並不只是中國。以經濟體制來說，當時除了蘇聯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體制，匈牙利的計劃加市場經濟體制，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時也全都覆沒。而中國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之后，又曾經歷了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震蕩，卻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的確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總是十分重視並善於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歷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種表現。1956年，毛澤東在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要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並圍繞這一歷史性課題回答了歷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經得住風浪，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比較容易糾正並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堅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個深刻原因。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問題上：

（一）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是另辟蹊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沖擊。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於4月和12月先后發表了毛澤東主持、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和修改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9﹞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0﹞。今天，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依然能站得住腳，其所表現出來的深邃思想和歷史預見性已為歲月所証明。

這兩篇文章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正確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及其歷史經驗，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只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實踐，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需的”。﹝10﹞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蘇聯的內外政策方面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危害，同時又客觀地指出，這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因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同志的錯誤。針對當時一些人反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做法，文章指出：“共產主義者採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隻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10﹞事實表明，隻有採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才能正確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錯誤及其社會主義歷史的問題。

在1956年國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還涉及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問題，也就是說，十月革命的道路還靈不靈？這是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歷史緊密相關的、必須給予正確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說來，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文章指出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10﹞上述這種區分，為我們回答十月革命道路還靈不靈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明了應如何正確對待蘇聯的經驗。

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上述兩篇文章所闡述的基本思想對於我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具有深遠的意義，對我們黨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及后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事業中正確處理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

（二）以蘇聯為鑒戒，初步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及時提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任務。應當指出，毛澤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鑒戒蘇聯的經驗相聯系的。正是通過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並在大量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個報告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這不僅表現在以此為起點的探索已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等領域，開始觸及體制改革並達到一定深度，更重要的是體現出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緊緊把握探索的主題，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這關系到改革的正確方向。毛澤東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要以正確處理農、輕、重關系來確定一條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第二，要正確處理堅持獨立自主和學習外國的關系。毛澤東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時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指出要放下大國的架子，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但這種學習絕不是照搬照抄，要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堅決抵制腐朽的東西﹔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結合起來，創造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東西﹔在向外國學習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發揚起來。第三，反對教條主義。中共七大明確提出要“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11﹞，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西方思想理論的教條主義影響呈上升態勢，他們企圖用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消解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和誤導我們的改革，這對我們的事業有很強的腐蝕力和破壞力，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