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對基層政府實行充分的財政分權。王雍君認為，中央政府及其掌管涉農事務的主要部委，包括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水利部、科技部等，仍然需要對全國性的涉農事務做出規劃和指導，但大量具體的涉農事項的決策和資源，應充分下放給基層政府。涉農的部門專款應大幅削減。應切實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之規定：“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決定》關於壓專款、擴一般的以下規定，亦應盡快推動：“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逐步取消競爭性領域專項和地方資金配套，嚴格控制引導類、救濟類、應急類專項，對保留專項進行甄別，屬地方事務的劃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另外，建議中央和省級財政的專項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直接測算到縣級財政。這項措施，很可能比幾年前啟動的“省管縣”和學界討論的“三級財政”更為切實可行，也更有效。中國亟需轉變觀念：基層政府才是農業現代化和涉農管理的主力軍和生力軍。自上而下的涉農治理與管理模式，實踐早已証明無力解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問題。垂直性的等級式治理模式對於控制目的可能有效，但對於管理好公共規劃和保障充分的公共服務，很難有什麼真正的效果。涉農管理和治理的出路在於建設一個強有力也強有效的基層政府。必須賦予基層政府統籌管理基層事務的權力和充分的資源。垂直治理模式應盡快讓位於橫向治理為主的涉農治理模式。基層政權組織應加強而不是削弱。高層級政府應致力於激發基層政府自主治理本地事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隻有推動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分權化改革，在此基礎上發展良好的監督機制和公民參與機制，才能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和涉農治理帶來光明前景。
其四，致力推動農業保險體系建設。王雍君講到，農業為高風險、低收益產業。風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市場與天氣。與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更易受各種自然災害的影響。建立有效的農業保險機制對中國非常重要且十分緊迫。目前中國已經發展了各種形式的商業保險體系，但農業保險卻沒有納入其中，農業保險產品在商業保險市場上十分匱乏，農民應對來自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的能力十分脆弱，這是影響農業比較收益的重要因素，也是導致中國農業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的重要原因。鑒於此，各級政府應致力開發涉農政策性保險機制，包括資助涉農方面的商業保險。否則，中國農民將繼續承受可能致其血本無歸的各類風險。
最后，王雍君強調，基層政府的預算機制和人大工作機制須做深度改革。具體措施包括：確保預算完整性，將各類政府性涉農資金納入預算准備、編制、審查、批准、執行、評估和審計程序，主要依賴預算程序完成統籌管理之重任﹔加強基層人大和審計部門的作用，逐步將預算監督的重心從垂直監督轉向橫向監督﹔改進基層人大的工作機制，將達到一定金額的預算事項，納入基層人大的座談、聽証、評估、詢問、質詢、特定問題調查、備案審查等范圍﹔率先在基層推動三中全會《決定》之如下規定：“健全人大討論、決定重大事項制度，各級政府重大決策出台前向本級人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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