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實施將帶來兩項主要的財政紅利--財政增收和財政成本的節省﹔但隻有推動兩項關鍵的財政調整--財政邊界和規劃預算，潛在紅利才能轉化為實際紅利。新型城鎮化的成功也有賴於這兩項財政調整。
城鎮化與財政紅利
由於城市經濟的生產率與競爭力遠高於農村經濟，城鎮化的發展將極大地擴展政府的稅基，從而在宏觀稅率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在過去20年中，整體而言，中國五級政府已經由當年的財政貧困政府迅速變為財政富裕政府。自2008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波及中國以來，政府財政收入增速雖然已經回落，但在未來10年仍可能維持高位增長，而新型城鎮化正是推動政府繼續高位增收的主要引擎。
城鎮化的財政引擎作用，主要體現在城市經濟相對於農村經濟的絕對優勢上。這種優勢集中體現為產業結構的差異，而不同產業的財政貢獻能力相差甚大。一般而言，服務業的財政貢獻能力明顯高於工業，而工業明顯高於農業。事實上，農業一直是財政淨投入產業，即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入高於農業對政府的財政收入貢獻，這種情況在未來很多年內都可能如此。工業和服務業截然相反。城鎮化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過程。鑒於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程度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平均水平相差甚大，可以預料，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將至少繼續保持10年左右的黃金時期，因而也可將政府財政引向新一輪的戰略機遇期。中國需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致力突破資源利用能力瓶頸，而不是繼續“保投入”，才能妥善應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種種棘手挑戰，並系統而持續地提升政府施政能力。
第二大財政紅利是規模經濟帶來的服務成本節省。由於地理原因和人口的高度分散化分布，向農村人口提供同樣數量與質量的公共服務，其財政成本高得多。這意味著農村政府通常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向其轄區居民和企業提供基本公共設施與服務，除非獲得大量的、來自高級別政府的財政援助（轉移支付）。城鎮化將使這種局面徹底改觀。基層政府很可能成為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得益者。稅基的擴大帶來的財政收入的增加，以及規模經濟效應帶來的服務成本的節省，將使城鎮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出現質的飛躍，而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深深困擾農村的基層政府。當然，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並非僅於基層政府，高級別政府也可收獲此類紅利。但相對而言，基層政府分享的這塊紅利更多一些。這是基於如下事實：在中國，基層政府向70%以上的中國人提供了70%以上的公共服務。基層獲益更多隱含了如下邏輯：新型城鎮化為推動分權導向的財政改革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政府間財政體制改革的遠景規劃，應充分認識到這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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